采訪對象:楊益生,1948年6月生,福建福州人。1987年4月在福建省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工作,歷任副處長、處長、副主任,兼任省社科聯(lián)副主席、省自然資源學會副理事長、省城市科學研究會副會長、省產業(yè)經濟發(fā)展促進會會長等。2008年10月退休。

采 訪 組:邱 然 黃 珊 陳 思

采訪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訪,2020年1月11日核訪

采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福州悅華酒店

采訪組:楊益生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的時候,您在省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工作,請您講一講他制定福州發(fā)展戰(zhàn)略的情況。

楊益生:好的。我的單位是福建省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屬于政府的參謀單位。1992年,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之所以認識他,主要是因為他當時主持制定了福州市的發(fā)展戰(zhàn)略,即“3820”工程,對福州未來3年、8年、20年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步驟、布局、重點等進行科學謀劃。這是福州市為了全面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精神,落實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加快福建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設想》,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步伐而制定的。

為制定好這個發(fā)展戰(zhàn)略,福州市委市政府召集了一個大型會議,福建省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在會上有兩次發(fā)言。習近平同志對我們的發(fā)言比較感興趣,就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問3年、8年、20年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目標具體該如何定。我們提出了一個建議,就是3年大變樣跟福州自己比;8年的話,我們應該與周邊的省會城市比,比如與離得較近的廣州、南昌、杭州比;20年的話,福州在經濟總量、人均水平上,要與臺灣相比,與“亞洲四小龍”比。習近平同志很認可這個建議。

習近平同志對“3820”工程指標的準確度要求很高。最后,實踐也證明當年目標定得是相當具有科學性和遠見性的。可以說,“3820”工程是福州這座城市20年發(fā)展的藍圖。直到今天,福州人民對“3820”工程仍然記憶猶新。不可否認,“3820”工程也是習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間很重要的一個開局、一個基礎。

20多年前,習近平同志作為一個地方城市領導,不急功近利,而是立足于這個城市長遠、戰(zhàn)略性的發(fā)展,從善如流,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提出這么一個大的發(fā)展框架,是具有遠見卓識的。

習近平同志還提出要把福州建成國際化大都市。在當時,這種提法是相當具有前瞻性的,沒有人敢提,特別是研究城市建設的人。我也曾長期研究城市經濟,私下與建設廳研究城市建設的同事談起這一提法時,他們都說:“將福州這么一個小省會建設成國際化大都市,這個提法太冒進、不可行。”但現(xiàn)在回頭想,我認為:習近平同志當時提這個設想,不是說讓福州“一口吃成胖子”,一步到位就從一個小省會建成國際大都市,而是將它作為一個長遠的城市發(fā)展目標提出來。“國際化大都市”這個提法,應該是福州今后的發(fā)展方向。盡管福州現(xiàn)在還沒發(fā)展成為國際化大都市,但是離實現(xiàn)這一目標越來越近了。比如,福州舉辦了金磚國家政黨、智庫和民間社會組織論壇,還將承辦世界遺產大會,這些都表明福州正一步一步走向這個目標。

另外,福州要想立足兩岸的話,就必須要與臺北作比較,雖然現(xiàn)在與臺北相比還差一點,但在“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下,福州今后的影響力肯定要超過臺北。因為,福州的背后是偌大的中國大陸,這就好比當初的廈門與高雄,當時高雄作為世界航運中心,是一個大港,而廈門比它要小得多,但現(xiàn)在兩岸的航運中心已經開始從高雄轉移到廈門了,廈門已然超過高雄了。20多年,可以改變很多事情的。同樣,福建與臺灣的差距,經過20年,已經大大縮小了。我認為,廈門、福州乃至福建這些年的快速穩(wěn)健發(fā)展,都得益于當年習近平同志非常有遠見的戰(zhàn)略發(fā)展規(guī)劃。

采訪組:請您講講1994年習近平同志支持“閩江第一漂”活動的情況。

楊益生:1994年,我們福建有一批年輕的文化人,發(fā)起了一次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活動,叫做“閩江第一漂”。這個活動,一開始完全是民間組織的體育探險和漂流活動。當時有個很有名的長江第一漂,在一次活動中,有個人在漂到三峽的時候遇難了,這在全國都很震驚。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方覺得這個活動太民間化了不行,沒有強有力的保障。所以,他們就找到我,認為我們單位是研究單位,又跟省政府有工作方面的聯(lián)系,他們就想把我們單位拉進來。拉進來之后,因為我當時是省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處長、主任助理,是這些參與者當中職位最高的,就讓我當了這個活動組委會的主任。我開始對這一活動也不太懂,就這樣被他們稀里糊涂“綁架”了。

我之前沒有組織過這樣的活動,這些活動跟我們的工作性質也不同,我心里沒數(shù),就請示了有關領導。一些領導同志覺得這個活動可以支持,甚至還有兩個副省長為這個活動題了字。他們找到我時,就說:“你看,領導也很支持。”就這樣,我心里還是很擔心。但既然上了“套”,就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參加了。

習近平同志當時是福州市委書記。一位同事就對我說:“你趕快去找一下習書記,要爭取他的支持。這個活動要是沒有官方支持,一是沒有經費,二是這么多參加者沿途漂下來,安全問題得不到保障。”后來,習近平同志詳細了解這次活動的情況,就給我講:“這個活動很好,一是可以向自然挑戰(zhàn),二是可以通過這個活動,把閩江流域這條‘母親河’的人文、地理、歷史都了解一下。這是一個文化考察活動,通過系統(tǒng)了解,以后還可以拍成電視,或寫一本書,專門記載這方面事情。在目前來說,這項工作還是空白點,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他還說:“我們福建還是革命老區(qū),通過這個活動,能夠系統(tǒng)地將閩江流域的歷史收集起來。”我心里想,習近平同志看問題比較深入,一下子把這個活動應當抓的主題點出來了。漂流活動不應當純粹是為了好玩,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這個活動,把沿途的歷史文化記載下來。

除此之外,習近平同志還說了一個讓我深感意外的事情。他說:“我們福建的閩江口就靠近馬祖,你們研究一下這次漂流能不能漂到馬祖去,以此來促進兩岸的交流和統(tǒng)一。”聽到他這么說,我很震動,他一下子就把歷史影響和政治影響都點到了,看問題看得很深遠。

他還說:“這個漂流既是文化活動,也是勇敢者的行為,我內心非常贊賞,只是因為工作原因,我不能去漂,不然我還很愿意跟你們去漂,漂到閩江口去。”他這么一講,給我大大地鼓了勁。有了市委書記的支持,沿途的幾個縣長也都紛紛表示支持,甚至還在閩江大橋的橋頭掛起了橫幅。

當時,我們也思考過漂流活動能否漂到馬祖去。經過綜合考量,我們認為閩江口海浪太大,而橡皮艇太小,危險性比較大,再加上當時兩岸沒有什么溝通,怕萬一出事,就沒有漂過去。而這也就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遺憾。

總的來說,這個活動還是相當順利的。活動結束以后,習近平同志又讓秘書把我叫到辦公室,讓我把整個活動的情況向他匯報一下。由此可見,他對這個活動是非常關注的,用無聲的行動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由此我深刻認識到,習近平同志的內心具有一種堅韌、敢于奮斗的精神和氣質。

讓我更加感動的是,習近平同志雖處在領導的位置上,但他完全沒有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他這種平易近人的風格,不僅把他與普通干部和群眾的距離拉近了,而且一下子就把我們這種民間活動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盡管這次活動最后未能如他所指出的那樣,漂到馬祖去,但完成了福建歷史上的“閩江第一漂”。至今為止,“閩江第一漂”的石碑還矗立在那里。我記得,當時我還說:“我們會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到時還會請你審核、批準。”他說:“可以啊,你們好好去做吧。”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任省委副書記后,他在工作上都有哪些具體舉措和施政亮點?

楊益生:1995年,習近平同志就到省里工作,任省委副書記了。當時他主要分管農業(yè)、扶貧這些工作。就我了解,他對福建發(fā)展所做的貢獻主要包含了這么幾件事。

第一件事,狠抓水土保持工作。福建一些地區(qū)的水土流失很嚴重。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面上的治理同點上的突破結合起來,每年給長汀的財政撥款從原來的幾十萬元增加到了1000萬元。1000萬元在當時也算得上是天文數(shù)字了,因為福建省的財政狀況也很緊張,但在他的堅持下,省政府連續(xù)8年每年給長汀撥款1000萬元,并對長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先后作了幾次批示。長汀地區(qū),從過去的水土流失嚴重、生態(tài)環(huán)境一言難盡,到現(xiàn)在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態(tài)保護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這與習近平同志當年堅持抓水土流失治理緊密相關。

我也曾去長汀做過幾次調研,在向習近平同志匯報的時候,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思路。他說:“不能為治理而治理,應該將長汀的技術治理、生態(tài)治理、社會治理,特別是與經濟治理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治理。”在他這種思路的指導下,我們提出了一個方案,就是補給農民錢和煤票,讓他們去買煤、燒煤,這樣他們就不去山上砍木頭了。這是他分管農業(yè)時做的一件大事,而且成效非常好。這是他在生態(tài)治理上的一個很大的突破。

第二件事,關于農業(yè)綜合開發(fā)。上世紀90年代初,一提農業(yè)綜合開發(fā),就是行政命令式的大片挖山種莊稼,雖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他主管農業(yè)之后,就將農業(yè)綜合開發(fā)上升到了建立現(xiàn)代農業(yè)生產體系的軌道上。

第三件事,派遣科技特派員和村官。他指出:農業(yè)的發(fā)展不完全是經濟問題,而是農民教育的問題、農村建設的問題。當時他主張科技下鄉(xiāng),建立科技特派員以及村官制度,就不只是“為了農業(yè)而救農業(yè)”,更是為了解決大量空殼村的問題。當時,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一些地方基層組織薄弱,由此造成了農業(yè)農村落后。因此,福建很早就在這個問題上做了一個大的改革——科技下鄉(xiāng)。首先就是把城里的科技工作人員下派到農村去,當科技特派員;其次就是組織上采取措施,派機關干部到農村擔任第一書記。這樣,就有針對性地解決了農業(yè)農村落后的一些問題。

在習近平同志分管農業(yè)農村工作時,我曾兩次跟他一起去南平調研。我感覺,他在調研時,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善于抓典型,他覺得哪一個是問題,就深入去調研。他調研的方式主要是了解真實情況,了解一些閃光點。調研中,他講話也不多。有一次,他跟我講:“老楊,開頭我講,你不要講,但是我講完以后,你要大膽發(fā)表意見。”他指導我當參謀,當參謀就要講真話,要敢于發(fā)表自己的意見。他看過我寫的一些關于農業(yè)的調研報告,還是比較贊成的,因此在調研中就讓我把自己的觀點說一下。實際上對整個農業(yè)的看法,他有一個基本的調子。因此,他主持省政府工作的這幾年,我感覺給他寫政府工作報告,農業(yè)這一塊是最好寫的,很容易通過,因為他在農業(yè)方面做的成效相當顯著,有很多東西可寫。

在他任代省長、省長這一段時間,他提出并推動建設“兩個福建”,在福建干部群眾中留下了永遠的記憶:一個是建設“數(shù)字福建”,最早就是他提出來的;第二個就是建設“生態(tài)福建”,他一上任就提出“福建要打生態(tài)牌,福建森林覆蓋率全國最高,保護福建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發(fā)展生產力”。他專門圍繞福建生態(tài)省建設作了一個很長的批示,并將這項工作批給我們去做。后來,我們在他作的這個批示基礎上寫了一份研究報告,他也作了批示。

第四件事,解決“餐桌污染”問題。當時叫“餐桌污染”問題,實際上就是食品安全問題。2001年2月,新華社接連刊發(fā)兩條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報道,他看到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個事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活安全,關系我省農產品能否擴大國內外市場和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的大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為此,他親自掛帥,深入開展源頭治理,實行食品安全認證,建立食品安全考核評價體系,等等。這一系列有計劃、有重點、有步驟的“餐桌污染”整治工作,在福建省很快就做起來了。治理“餐桌污染”,連續(xù)多年被列入為民辦實事項目。

當時,食品安全問題在福建民生工作方面是一塊短板,習近平同志就努力去彌補這塊短板。我由此感到,他當省長,不是為提高自身政績去做一些事,而是真真切切地關注民生,他都是從人民群眾最關切的問題入手,比如水土治理、建設生態(tài)省、建設數(shù)字福建,特別是治理“餐桌污染”,這些都不是短期能夠見效的事情,都需要下大力氣去做,堅持去做,但是這些又是老百姓非常關切的事情,所以他就不遺余力地去做。

他當省長這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第三部分都專門有一個關于政府自身建設的問題,每一次他都會強調:要建設一個服務型政府,建設一個為民的政府,建設一個有效率的政府,要加強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的力度,只有這樣,才能夠使經濟社會全面發(fā)展。從他的政府報告中,我們可以深切了解到,他施政的目標就是為人民服務,真正為民辦實事。

第五件事,總結“晉江經驗”。晉江,如果按照土地面積算的話,只有720平方公里,占福建全省面積12.4萬平方公里很小的一部分,不到0.6%,但它的經濟總量卻占到福建全省經濟總量的6%,基本上是城鄉(xiāng)一體化均衡發(fā)展,相對來說既做到了節(jié)約用地,又能使整個經濟得到發(fā)展。習近平同志就是通過解剖晉江這只“麻雀”,看到了我們中國在當前的國情下,如何實現(xiàn)既快又好的發(fā)展問題。因此,他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來要總結“晉江經驗”,并交代我們單位去做好這件事。我們前前后后對晉江作了幾次調研,寫的很多調研報告,習近平同志都認真地看。后來,他多次親自去晉江調研,高屋建瓴地總結了值得學習借鑒的“六個始終堅持”,并科學提煉出創(chuàng)新發(fā)展必須正確處理好“五大關系”。

“晉江經驗”首先是肯定了晉江。晉江不等不靠,通過發(fā)展民營經濟,走上了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晉江發(fā)展縣域經濟的經驗,當然是值得總結的,更是值得推廣的。我想,他在擔任國家領導人之后所提出的關于中小城市發(fā)展的很多重要論述,都是與他總結的“晉江經驗”有密切關系的。“晉江經驗”集中體現(xiàn)了習近平同志治理縣域經濟、推進新型城鎮(zhèn)化的思路,也為他黨的十八大之后治國理政提供了基礎性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