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5月，《中國報告文學》第198期刊登李加林《建窯建盞的前世今生》一文，本報本期開始轉(zhuǎn)載，以饗讀者。

（一）、建窯建盞的前世

因茶而生的黑釉茶盞

有人說，讀懂了唐三彩，就讀懂了大唐太平盛世的豪氣干云；讀懂了明家具，就讀懂了明朝清廉簡刻的涉世之法，同樣，讀懂了宋“建盞”，就讀懂了宋人飲茶返樸歸真的閑雅意境。

? 何謂“建盞”？“建盞”即指宋代在福建建州（建甌市）轄區(qū)的水吉后井、池中村（今屬南平市建陽區(qū)管轄）一帶瓷窯出產(chǎn)的黑釉瓷器。因瓷器產(chǎn)于建州，故稱“建盞”。要想了解建盞，就不得不提“斗茶”。古代文人斗雞，斗蟋蟀的癖好由來已久，在古書中也常有描繪。但知道“斗茶”這種習俗的卻似乎不多。茶在中國，歷來和高深莫測的禪學哲理這種“精神食糧”有著若有似無的聯(lián)系——既然高深，就意味難成風靡氣候，而要形成人人“斗茶”的社會風氣，更是只能在宋朝這種獨特的歷史背景下才能產(chǎn)生。

斗茶之風始于唐代，盛于宋朝。這時的人們剛剛經(jīng)歷了大唐盛世的物質(zhì)極大繁榮，社會開始拋棄了原來只求“勵志圖強”的物質(zhì)價值追求，上升到一種渴求精神滿足的探索之中。有人說宋朝的詩歌看似無風無骨，卻別有一番有容乃大的韻味，原因也與此——“斗茶”不無關(guān)系。

斗茶之風始創(chuàng)于以貢茶聞名于世的福建省建州茶鄉(xiāng)。地處閩北的建州是宋代首開斗茶風范的地域，這是因為此地盛產(chǎn)極品茶葉“建茶”。當時斗茶所用的茶葉，大都為建茶中的白茶。朝廷于是在這個地方建立了完善的貢茶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評定茶葉品位高下的形式規(guī)矩，斗茶之風由此而生。每年春季新茶制成以后，“斗茶風”初始時，是茶農(nóng)比茶優(yōu)劣的一項賽事活動。

由于這個地方自宋室南渡后，相繼涌現(xiàn)出游酢、楊時、李侗、李綱、羅從彥、朱熹、陸游、辛棄疾、柳永、蔡襄、劉克莊等儒家鼻祖、詩界巨匠、一代詞宗等眾多文人雅士、遷客騷人。每到斗茶季節(jié)，文人雅士匯聚至此“斗茶斗詩”，于是這項活動也就隨這些詩文在全國各地迅速流傳開來。唐稱“茗戰(zhàn)”，宋代文人則進一步把這種高級娛樂推而廣之，于是斗茶盛行朝野，從高居廟堂之上的皇宗貴戚到行吟澤畔的騷客墨士；從策馬御輕的公子哥兒到引車賣漿的平民百姓，無不以斗茶為樂事，形成了“一日不可無此君”的比屋之飲。

北宋著名茶學家蔡襄在《茶錄》中細致刻寫了斗茶的過程和要訣，提出斗茶贏家的標準要：“視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斗茶者先要將茶葉碾成細粉，置于茶碗之中，然后用沸水注入，使茶與水融合到一種最協(xié)調(diào)的程度。在比斗過程中，首先要看茶末是否浮出水面，如果茶末浮在水面，茶不能與水交融，說明茶末碾得不夠細致；再看茶的顏色，對白茶來說，茶色越好，說明它的品種越純，品級就越高。在“斗茶”中，因茶末講究黑白，又必須有黑釉瓷的茶盞，最為匹配。皆因斗茶最講究是斗色，茶為白茶，茶湯呈白，黑與白的對比才能最為分明，因此，黑瓷茶盞最為貴重。《茶錄》里寫的很明確：“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斗試家自不用。” 建安所造純黑兔毫，是當時最好的極品。就連宋徽宗趙佶在《大觀茶論》中認為：“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為此，黑釉建盞便成了皇族、士大夫不惜重金追尋的寶物。

在晚唐五代時期，建窯僅是一個生產(chǎn)青釉器和醬釉器的普通窯場，后改燒釉面無斑紋的黑釉茶盞，為建盞的誕生奠定了基礎(chǔ)。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會長葉文程告訴筆者說：從青釉→醬釉→普通黑釉→建盞釉，這個過程是漸進的，其顯著特點是，坯與釉的氧化鐵含量越來越高，釉層越來越厚，使燒制工藝難度加大，生產(chǎn)成本提高。宋人飲茶較之唐人更加細膩和精致，并且更講究藝術(shù)化，點茶和斗茶是他們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于是宋代的茶具又有了新的要求。對于茶飲的神往則直接刺激了茶具的生產(chǎn)，全國各地的窯場林立，生產(chǎn)的茶具數(shù)量驚人，但因建窯出產(chǎn)的獨一無二的黑釉茶盞，因其釉色與器型結(jié)合，釉色美麗、黑白分明而獨占鰲頭。它的黑艷釉色正好迎合了當時建茶的點茶、斗茶的方式，既能滿足文人們的審美趣味，也能滿足普通百姓實用功能需求。建盞獨特的釉色在易襯顯現(xiàn)茶湯乳花的同時，還能在飲茶過程中供人賞玩，給人以許多飽含意蘊的遐思，因此建盞成為“雅俗共賞”的茶盞。宋朝廷因以另眼相看，選為“供御”、“進琖”之物，一時榮盛至極。建茶與建盞成為宋代文人點茶的絕佳組合，建盞與建茶的珠聯(lián)璧合、交相輝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的一段佳話。 由此，建窯的爐火愈燒愈旺。

宋代建窯遺址主要散布于水吉鎮(zhèn)池中村、后井村周圍的蘆花坪、大路后門、源頭坑、牛皮崙、營長墘、庵尾山等處山坡上，范圍達12萬平方米。相傳：宋徽宗至宋理宗的一百多年間，水吉窯址群曾一度多達數(shù)十座龍窯。1989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館組成的考古隊在大路后門、蘆花坪一帶建窯窯址上挖掘出數(shù)條龍窯，其中大路后門的一條龍窯，長達135.6米，創(chuàng)下國內(nèi)已知龍窯最長記錄，也是世界上最長的龍窯，現(xiàn)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筆者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偶然的巧合，在此地的池中學校教過一陣書。每天傍晚都得護送池中、后井、南山的學生回家，都得途經(jīng)建窯最大的遺址——蘆花坪。那時，真還沒想到這里就是八百多年前最為興盛的宋代著名的建窯窯場。家訪時常見當?shù)匕傩沼么撕诓涣锴锏暮诒K、黑碗來盛茶或作雞鴨喂食盆。半個世紀過后，筆者站在蘆花坪堆滿殘破瓷片的緩坡上，足下的瓷片依然發(fā)出晶瑩透亮的光芒。從這片堆集如山的匣缽、建盞殘片上，依然可以想象出窯火熊熊的昔日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