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謝本座談會給我這樣一個匯報的機會，我謹向大家匯報一下有關“書香中國”我所做的一點點工作。倡導讀書，要有好書讓讀者讀。中宣部有一個文化工程，撰寫一百個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記，上起孔子、老子、孟子、莊子，下至康有為、梁啟超。我奉命寫《孔子大傳》。寫孔子，勢必寫到孔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然后發現，孔子去世一千多年后，對傳承孔子與中國文化貢獻最大的人就是朱熹。但是，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講到朱熹，不少人就會說到朱熹講“存天理，滅人欲”，說人欲怎么能滅呢？認為幾百年間“滅人欲”對中國社會的負面影響非常大。即使正面講朱熹，主要講“程朱理學”。我感到這里存在著對朱熹的認識不夠，甚至是很大的誤解。

我們今天倡導讀書，朱熹首先是個廣讀博覽的人。他青年時代對釋道儒都有廣泛的閱讀和思考。而他所處的時代，佛學、道學盛行，孔子學說受沖擊已顯微弱，他認識到孔子的思想還是最適合中國社會，最終選擇弘揚孔子學說，最大的證據就是他的《四書集注》。朱熹要從千秋書海中選出四書加以集注，本身是件很不簡單的事。

我們所稱的四部全書，經史子集，經居領導地位。司馬遷的《史記》，知識分子們非常敬重，但居第二位。經，領導其他全部的書。而四書是領導五經的。為什么？在四書里，《大學》《中庸》都選自經典《禮記》，本身就是經；朱熹再將《論語》《孟子》與之合為一體，這無疑強化了四書的經典地位，使四書成為經中之至經。再看四書的奧義，《大學》是孔子學說的宗旨和綱領，《中庸》是是孔子哲學的核心，《論語》讓我們具體地看看子曰，再加上《孟子》的全部，這就構成了“孔子學說”的整個思想體系。

這《四書集注》是在福建完成的，其中主要在建陽完成，建陽蔡元定是協助朱熹完成《四書集注》的大學者。蔡元定一門，歷史上說他們“四世九賢，五經三注”，就是說他這一家四代出了九位賢儒，五經里面注了三部經典（《易》《尚書》《春秋》）。四書五經，朱熹注了四書，蔡氏一門注了三部經典，加起來共七部。四書五經，九部經典有七部在建陽注釋并刻印成書，成為直到近代中國每個學者的必修書。請想一想，福建建陽，歷史上曾經有怎樣的文化輝煌。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生于福建尤溪，童年隨母寓居浦城，少年移居五夫，青年時在建陽結婚生子，他以“建陽籍”考生參加科考入仕。朱熹的母親、夫人與長子去世皆安葬建陽，他本人去世也葬在建陽。究竟何處是朱熹故鄉？我想，真正的故鄉是他心中的中國文化。朱熹為什么對建陽情有獨鐘？蓋因建陽最適宜實現他的人生理想。

中國印刷術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代是把前此千秋竹簡上的中華文化刻印到書本的重要時期。建陽當時正是全國三大出版中心之一，朱熹與弟子們注釋的古代文獻就在建陽刻印出版成為教本。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習近平總書記來福建還特別講到建本。這激勵我們進一步認識我們的前人創造的文化輝煌，認識建本的意義非止是中國印刷技術上的發明和發展，更在于它處在一個承前啟后的偉大時期，對中國文化與教育空前的傳播與教化。

注釋，就是往通俗化，大眾化前進！這是繼孔子編纂六經，將散失的上古文化找回來并通過教育傳下去之后，又一次意義甚偉的文化運動。它使文化的廣泛傳播和更多人受教育成為可能。建陽因之書院林立，講帷相望。來這里讀書的不止是建陽子弟，而是四方學子負笈來學。福建建陽因此成為當時的大學城。自古有小學有大學，沒中學，成人讀的謂之大學。兩宋進士以福建為最，福建進士以閩北為最，僅建陽、建甌、浦城三地宋代進士多達1294人。這促進了建本刻書業的繁榮，天下書商販者往來如織，建本因數量最多，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而使建陽享有天下“圖書之府”的盛名。建陽歷史上就有“書香建陽，比屋弦誦”之稱，就是說，這個屋讀書，那個屋也讀書，街巷里都是讀書聲。由于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朱熹在建陽的譯注工程所造成的建陽印刷術的繁榮，及其向全國各地的擴散與傳播，儼然是造成十三世紀書香中國的文化圣地。

我現在想表達的是，山東曲阜是中國的文化圣地。我曾兩次應邀到山東泰安，孔子的故鄉去講《孔子與中國文化》，能深深地感受到那片土地對中國文化的偉大貢獻。那不僅是曲阜的光榮，也是山東的光榮。孔子去世一千多年后，最理解孔子的人就是朱熹，朱熹也是傳承孔子和中國文化做了承前啟后最為重要的工作的人。

福建建陽，歷史上就有“南閩闕里”之稱，意為闕里是孔子的講學之地，“南閩闕里”將福建建陽與孔子的講學之地并稱，這是可以當之無愧的。事實上，其寬廣的意義遠不止是在曲阜或建陽講學。

在中國歷史上，秦焚書企圖焚滅的主要是孔子編纂的《詩》《書》等文史著作。漢初并沒有把孔子找回來，奉行的是黃老之學。自董仲舒建議把孔子學說找回來，漢武帝決定建太學設五經博士，由此開啟了中國文化的“五經時代”。自朱熹將《四書集注》傳播于天下，中國文化就開啟了“四書時代”。這“四書時代”推崇的不只是四書，而是將孔子編纂流傳下來的五經，乃至中華傳統文化承繼再造，發揚光大。北孔南朱所做的偉大的文化工程，使中國優秀的文化源遠流長。面對這樣的歷史事實，我想說，建陽稱得起這樣八個字：書香建陽，文化圣地。

這不僅是建陽的光榮，也是福建的光榮。我們講要有文化自信，這應該是我們文化自信的組成部分。弘揚我們光榮的文化傳統，有利于推動書香八閩的讀書工程。

今年4月13日，中國郵政發行了兩枚紀念《世界法醫學奠基人——宋慈》的郵票。建陽怎么會產生世界法醫學之父呢？十三世紀，如果沒有建陽這樣的文化圣地，是不可能有宋慈這樣的世界偉大的法醫學家的。4月13日，我寫的《宋慈大傳》也在建陽與紀念宋慈的郵票同臺舉行首發式，這部作品是中宣部文化名家與“四個一批”人才自主選題資助項目，感謝省委宣傳部文藝處派員參加了首發式，也感謝本次海峽讀書節組委會安排了參加這次讀書節活動。我曾多次在上海浦東干部學院講《中國文化里的人民觀》，在中央黨校講《毛澤東的人民觀》，在中宣部黨建網講《孔子與中國文化》，我是福建人，尤其盼望我的家鄉福建為我創造講孔子，講朱熹的機會，講中國古代這些偉大的讀書人，是促進閱讀中國經典的重要方式。(王宏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