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日本的傳播

朱子學于十二世紀末傳入日本。日本明治時代漢學家西村天囚在《日本 宋學史》中指出：“清原賴業講《大學》《中庸》，并非暗合程朱，其實程朱 之說，此時已傳入日本。”日本高倉天皇在位時，約為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1190),此時朱子還在世。朱子學傳入日本，是由來華日僧承擔的, 榮西是第一人。榮西，字明庵。他于1187年入宋時，正是朱子《論語集注》 完成十周年。他在宋住留五年，到過建陽，與朱子門生竇從周、鐘唐杰交往 甚密，聞說朱子學，于是相互探討，交情益厚。竇從周有詩贈榮西：“論詩生終日，問法天花零，相得同臭味，藹藹生蘭馨。”朱子稱頌竇從周“忠信可行于蠻貂”。1191年，榮西歸國，朱子學遂傳入日本。

1199年，日僧俊芿來宋參禪學法，兼習朱子學。嘉定四年（1211）,俊芿從南宋攜帶書籍2103卷回國。其中有朱子著作等儒書256卷。十三世紀 初朱子《中庸章句》已傳入日本。十三世紀中期日本首次刊刻朱子《論語 集注》。1235年日僧園爾來宋留學，回國時帶回朱子《大學或問》《中庸或 問》《論語精義》《孟子精義》《五先生語錄》等數千種儒書，為鐮倉幕府執 政北條時賴講授程朱思想。南宋時期入宋日僧很多，知名者就有一百二十多 人，日本《五山寺僧傳》載，日本入宋求法者三十七人，他們歸國后既傳禪 學也播講朱子學。東渡日本的南宋、元代僧人道隆、普寧、正念、祖元、一 寧等在日本也弘揚朱子學。除禪僧來往傳播朱子學外，流亡日本的宋儒李 用，以朱子學教授日人，日人多從其化。朝鮮李朝學者金誠一、許箴之使 日，將退溪學傳入日本，促進退溪學和朱子學在日本傳播。

十四至十六世紀，日僧中有一批“五山僧侶”宣講朱子學，宮廷中也有 一批公卿貴族研習朱子學。“五山僧侶”偏重于禪學與朱子的哲學、認識論 等方面的聯系，公卿貴族學者重視研究朱子學倫理綱常、經世治國。他們的 研究推動了朱子學的日本化。室町時代后期，日本朱子學者打破了昔日禪僧 獨占朱子學的局面，形成博士公卿、薩南、海南三個朱子學派。博士公卿派 成員主要是朝臣和貴族，采用朱子注釋來闡釋原創儒學。薩南派由桂庵玄樹 開創，篤信朱子學，“儒學不源于晦庵者，不以為學焉”“違背晦庵之義者, 皆不敢取也”，是日本傳播研究朱子學的中堅力量，完成了“四書”日本化 工作。海南派代表人物南村梅軒，其朱子學帶有陽明學和禪學傾向。江戶時 代，德川幕府把朱子學奉為官學，使儒學擺脫佛禪束縛走向獨立發展，進入全盛時期。使儒學脫離佛禪走向獨立走向官學化的是藤原惺窩和林羅山。藤原惺窩 原為禪僧，后脫禪入儒，尊信朱子學。他主張理本論，強調朱子“理一分殊”思想，認為只講“理一”不講“分殊”，就會流于佛禪，用“理一分殊” 論證封建倫理學，論證封建等級結構合理性；以中國“道統”日本繼承者身 份自居，認為無論中國人或日本人都有資格承此統續，直認道統即為“我道”；反對德川幕府只許少數特權家族講論儒學的規定，主張士人自由講學; 企盼在五山禪寺之外建立研究和傳播朱子學中心；勸說德川幕府徹底改革文 化教育，堅決拋棄佛禪，確立朱子學為官學。德川家康接受勸說，以朱子學 為國學，請他講授朱子學，出版《詩經》《易經》等儒典和朱子學著作，啟 用他的高徒林羅山為儒學顧問、太學總監。德川幕府歷代將軍與諸侯都崇信 朱子學。藤原惺窩的朱子學特點：既繼承朱子學統也不排斥陽明學；主張神 儒合一，以儒學解釋日本神道。藤原惺窩脫禪入儒，著“四書”“五經” 訓點本，將儒典通俗化，開創了日本朱子學，并獲得獨立而走向官學。德川時代武士階層接受以朱子學為基調的文明熏陶，為日本明治維新掃清障礙, 開辟道路。

林羅山承繼師志，力排佛老，專尊朱子學，把朱子學劃為與日本神道相 一致的“內道”，開創出“理當心地神道”即“儒家神道”和“王道神 道”。在理氣、心性關系上，主張理氣合一、心統性情和性情一境；在倫 理觀上，主張忠孝合一，強調在幕藩體制下藩臣要效忠主君。他繼承藤原惺 窩所致力的儒學獨立和朱子學官學化的工作，為德川幕府提供了以日本“神道教”為形式，以朱子學為內容的統治原則。他終生侍奉幕府，掌握幕府學 政，進講朱子學，參與幕府制定律令，撰寫重要文書，依據朱子學理論規范 幕府體制的等級秩序以及道德準則，全面促成神儒聯手，使日本神道在全日 本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又使朱子學全面發展，朱子學式的世俗規章和政策 得到順利貫徹、推廣。自林羅山起，林氏子孫世代掌握德川幕府文教大權, 林氏朱子學遂成為官學。

日本朱子學有許多派別：藤原惺窩、林羅山以及后學為京師朱子學派。 海南學派以谷時中、南村梅軒、山崎暗齋為代表，絕對尊崇朱子學，學風上篤學慎密、厚重嚴謹，治學和為人上傾向于朱子學嚴肅主義，是德川幕府教 育國民忠君愛國、仁勇信誠、自強不息的思想武器。山崎暗齋朱子學代表了 朱子學純粹化、日本化趨向。其特點，理論上全面肯定朱子學，視朱子學為 教條，評判學問只以朱子學為標準，朱子學外別無學問，佛老陸王皆為異端 邪說。日常生活中用朱色手帕，穿朱色衣服，包朱色書皮，表示對朱子的崇 敬；禮教倫理、道德踐履皆修正朱子學；折中朱子學與神道，以朱子學思想 附會日本神統神國觀念，創立新神道“垂加神道”，日本思想界開始從“排佛”重點朝“排儒"方向轉移。

海西學派以安東省安、貝原益軒為代表。安東省安的朱子學不排斥陸 王，主張自由主義學風，理氣觀方面傾向于明儒羅欽順“氣一元論”。貝原 益軒早年好陸王之學，后盡棄之而篤信朱子學，但不盲目崇拜朱子，著《大 疑錄》批判朱子理本論和人性論，又著《慎思錄》認真辨析、發揮朱子“格物窮理”說，積極研究自然現象和經驗科學。

大阪學派代表人物是三宅石庵、富永仲基。他們只關心朱子學中的經學 方面的內容，認為朱子學之道是有利于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升，主 張“加上法則”；認為任何學說都是歷史的產物，不可能一成不變與永遠適 用，儒學也不例外，必須是后起思想總是排斥以前思想而出于其上，經書也 應根據時代需要來改進，主張學風自由，不墨守成規。他們反對脫離現實生 活以行道，而強調人們對現實生活的追求，主張在日本推行儒學精神核心“誠之道”，堅信《論語》“忠信”、《孟子》《中庸》“誠”、朱子“窮理盡性”、 王陽明“致良知”都是“誠之道”，日本應以“誠之道”來發展商業，積累 資本，去追求富裕的物質生活。他們的思想，為以后明治維新的產生，作了 思想上的準備。

水戶學派是水戶藩德川家以編纂《大日本史》為中心而形成的一個帶有 日本化傾向的朱子學派。該學派的形成與明儒朱舜水有極大關系。明末清 初，朱舜水流亡日本，為水戶藩主德川光國之賓師，在長崎、江戶（今日本 東京）授徒講學，傳播朱子學。他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學問之道，貴在 實行，圣賢之學，俱在踐履”。他重視史學，在其影響和指導下，水戶藩朱 子學家以司馬光《資治通鑒》和朱子《資治通鑒綱目》為范式，興起編寫

《大日本史》而形成以尊王賤霸、大義名分為特色的水戶學派。

日本當代朱子學者島田嶼次指出：朱子學是“東亞文明的體現"。因 此，當前日本加緊了朱子學的研究與傳播，研究機構日益增多并得到政府財 政支持，研究隊伍陣容龐大，專家輩出，出版著作數量多且影響大。

(二)在朝鮮半島的傳播

朱子學在十三世紀傳入朝鮮半島。1286年高麗儒學提舉安瑜在元大都 首次讀到《朱子全書》，以為它是儒學之正脈，學儒學不如先學朱子學，于 是廣尋理學書籍、手抄《朱子全書》、攜帶《四書章句集注》、臨摹朱子畫像 而歸。他歸國后任宰相，大力整頓教育，親自在太學講授朱子學，理學教育 勃興。

白頤正與安珦是同時代人，他于1298年隨忠宣王使元，專事程朱理學 研究，回國時又帶回大量理學書籍，設館授徒，培養出李齊賢、樸忠佐等高 徒。1312年忠宣王置“萬卷堂”書庫，到中國江南采購圖書；元仁宗則將 原宋廷秘閣所藏的四千三百七十一冊計一萬七千余卷書籍贈給高麗忠肅王, 理學書籍大量輸往高麗。

元統治者還在負責管理高麗和中國東北地方事務的征東行省中專設“儒學提舉司”，以推進高麗朱子學教育事業發展。權溥以畢生精力翻刻《四書 章句集注》和其他朱子學著作。李齊賢隨忠宣王入元深造程朱理學，與元朝 著名朱子學者姚燧、趙孟頫等友好，提高了理學水平，其學注重程朱“敬以直內"，又強調“新民之理"的實踐；回國后奮力傳播朱子學。

李穡早年以高麗使節書狀官身份入元，在理學上繼承周敦頤《太極圖 說》和朱子理氣觀，歸國后任成均館大司成，重修校舍，增置生員，選擇精 通經術之士兼任教官，移植元朝教育方式，以成均館為講堂，以朱子學為教 學內容，對朱子《小學》進行諺解，普及朱子學。

鄭夢周堅守性理學義理觀，強調以義理思想闡發朱子學和學以致用，在 任宰相期間極力倡導理學教育，中央設五部學堂，地方建鄉校，力推朱子學 說，把理學家的禮俗推廣到社會，令士庶仿朱子家禮立廟，奉祀祖先，以取代佛教的文化習俗，被推為東方理學之祖。

鄭道傳著《心氣理篇》《佛氏雜辨》等，從理論上對佛教進行揭露和批 判，使朝鮮李朝五百年獨尊朱子學；肯定朱子學倫理道德觀，重視“忠” “孝”思想，認為臣忠子孝是人道之大端，是人立身之根本；張揚朱子理勢 史觀及變化倫理觀，為朝鮮李朝代替高麗朝提供強勁理論依據。

李朝建立后，更加倡導朱子學，卿大夫、士、庶人學其道以修其身，諸 侯學其道以治其國，天子學其道以平天下；編纂《朝鮮經國大典》，提倡儒 教理想政治，用朱子學進行體制整頓和社會改革，以加強中央集權。才學出 眾，擅長詩文而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賞識的權近，傾畢生精力研究朱子學理 論，著《入學圖說》和《五經淺見錄》。《五經淺見錄》運用朱子學說闡釋儒 學經典；《入學圖說》主張：四端純善無惡，全由理、性出發，七情有善有 惡，由氣、心而成。《入學圖說》是朝鮮李朝最早的一部朱子學入門著作, 影響朝鮮半島哲學史與儒學史達數百年之久。權近還著《勸學事目》呈給國 王，提出儒教國家方向和朱子學教育理念，大力推行朱子學教育。

朱子學自從傳入朝鮮半島后，就很快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從高麗末期 開始，性理學逐漸取代佛教，作為新的統治理念不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思想 界確立了自己牢固的地位。”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上半葉，朝鮮半島不尊 佛法，專尚儒術，家家皆以孝悌忠信為業，所讀并尊崇者為“四書”“五經”，刑制從大明律，衣冠禮樂皆遵華制。在朱子學朝鮮半島獲得了官方哲 學和正統學術思想的地位。李朝統治者均斥佛尊儒，以朱子學為治國方略, 采取措施推動理學發展，朱子學進入朝堂。太祖李成桂設成均館，攻讀朱子 學，建文廟祀孔祀朱；令鄭道傳編《朝鮮經國大典》。太宗李芳遠勤讀理學 經典《四書》等，探求朱子學學理，認為讀《中庸》則“先要識其理之全 體”，《中庸》《大學》等“為理學之淵源”。世宗設集賢殿，研究古典和制 度，編纂經史書籍；辦經筵講論理學經典；整理禮樂，刊行《三綱行實》和 《孝行錄》，行朱子家禮，整頓國家五禮，朱子學倫理得以迅速普及。成宗設弘文館，加強理學理論研究，推行儒教政治，頒布《經國大典》，完備國家 和社會體制。中宗起用士林勢力，崇尚道學，刊行《朱子大全》，力傳朱子 學。明成祖朱棣多次向李朝贈送《性理大全》《五經大全》《通鑒綱目》《大 學衍義》《勸善書》等朱子學經典。李朝理學教育體制完備，設書院九百 余所；國學館、書院、鄉校、書堂同時發展，朱子學廣為普及。李朝科舉 制，將《四書章句集注》《大學衍義》《小學》等定為文武兩科考試共同科 目，文武官員都通朱子學，朱子學社會地位鞏固。朝鮮半島朱子學完成了本 土化、民族化過程，出現了不同朱子學派和李滉、李珥等理學大家。

理學在李朝成宗之后有了變化。金宗直等士林勢力提出道學政治，進入 中央政界，成為政界主流。他們在政治上主張王道政治，在學問上加深對理 氣、心性論的探索，出現了主理派和主氣派的朱子學派。主氣派以徐敬德為 代表，主張氣本論，提出氣外無理、理為氣宰思想，繼承發展了朱子學唯物 主義傾向。主氣派學說由李珥集大成，培養出成渾、金長生等弟子，形成畿 湖學派。主理派以李彥迪為代表，主張理本論，堅持朱子理氣二元論，認為 理氣不可分，但“有理而后有氣”。李彥迪著有《求仁錄》《中庸九經衍義》 《大學績或問》等著作，較系統傳播朱子無極太極、理氣、道器、理事等思 想。主理派學說由李滉集大成，其門下又出現了柳成龍、鄭逑等人，形成嶺 南學派。以張旅軒等為代表的折中派也在傳播朱子學。

李滉，號退溪，人稱“朝鮮之朱子”“東方百世之師”。他為學獨尊朱子 理本論，對朱子理氣論、心性論、主敬涵養論、格致論等理解深刻，闡述精 到，有創造發揮和突破超越。他在理氣關系上，對朱子“理氣動靜”觀進行 修正和發展；把理氣關系運用到人的性情關系上，提出李朝哲學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心性論”，開創出“四端理發，七情氣發”的“理氣互發說”，解 決了朱子性情說所存在的矛盾，對朱子學有重大發展。“四端七情心性論” 是退溪學精髓，《圣學十圖》即《朱子全書節要》也是退溪學精髓。《圣學十 圖》熔鑄宋明理學之精髓，其核心是人，是學做圣人的綱領條目、修養方 法、程序節次、標準規范、行為踐履、情感意志等，全面系統又漸次深入地論述了為圣的目的和方法，對朝鮮和日本朱子學影響深廣。退溪學是李朝 理學成熟的標志，是朝鮮半島朱子學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成為了朝鮮民 族自己的文化學術而占據了正統地位。

李珥，號栗谷，著有《栗谷全書》。他既推崇朱子又融通各家各派。他 在理氣關系上，不贊成徐敬德的氣本論，也反對李滉的理本論，主張理氣在 本體上是二，在功用上是一，他的“理通氣局”觀點使他回歸于理本論；他 據自己的理氣觀，在“四端七情"論辯中反對李滉“理氣互發說”，主張四 端七情均使“氣發而理乘之”的“理氣一途說”，提出“人心道心之相對說” 和“七情包四端”的主張；他在心性修養上，繼承朱子有關理、氣、心思想 和《中庸》“誠"思想，以“誠”為立志、格物、變化氣質的根本，以“誠之”為一切學問盡性成圣之功夫，提出“存誠養心說”，這使他的修養論具 有由敬入誠、誠兼體用特點，比朱子修養論“主敬涵養說”更為細密和明 白。栗谷學與退溪學同為李朝理學發展史上的豐碑。

十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陽明學抬頭，但仁祖時期掌權者主要是 李珥和李滉派系的學者，他們強調純正朱子學是仁祖政權在思想上的目標, 栗谷學、退溪學主導了朝鮮李氏政權，成為正統思想。之后的孝宗、顯宗時 期，追隨栗谷學的宋時烈，對朱子學深信不疑，拜栗谷門人金長生為師，研 發學理，開業授徒，形成朱子學發展的新局面。宋時烈門徒權尚夏“受其衣 書之托，主盟斯道三十余年”，與同門韓元震等將朱子學推向朝堂和民間， 借助經筵、書院和鄉學等各種傳播途徑，朱子學的正統思想在朝鮮半島社會 植根牢固，支配朝鮮半島政治、教育、學術達五百年之久。朝鮮半島成為中 國之外的朱子學道統闡發中心，其學理并不亞于中國。

十八世紀初，栗谷學派發生了關于人物性同異的湖洛論爭。湖派以韓元 震為代表，繼承栗谷“氣局說”，以朱子“性為理氣之合，氣同理異”和“性是理氣之合，理同氣異”為根據，主張“人物性異論”；洛派以李柬為代 表，繼承栗谷“理通說”，以朱子“性即理”為依據，主張“人物性同論”。

湖派從“人物性異論”出發，對滿族入主中原表示仇視，認為要保存朱子學 道統，就應興兵北伐。洛派從“人物性同論”出發，認為“天地萬物同此一 原”，夷狄和小人也可進行教化，使其像中華和君子一樣具有普遍心性，提 出“理一”觀點。洛派觀點，對后來實學家北學派思想形成有深遠影響，成 為北學開放學問態度的根源。十九世紀初理學界據朱子學義理傳統分為衛正 斥邪論和內修論。衛正斥邪論主張積極應對西學和西洋勢力；內修論主張通 過內在修養來謀求朱子學發展，確保朱子學的自我意識。

二戰后，韓國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開始恢復傳統朱子學研究，重建民族 精神，韓國朱子學又獲生機，并成為朝鮮半島朱子學研究的主陣地。韓國儒 學者立志終生從事朱子學研究，在成均館、漢城（今韓國首爾）、慶熙、梨 花女子大學等名牌大學里設朱子學課程，建研究機構，辦學術刊物，開學術 會議，出版歷代大儒著作、儒學典籍和朱子學研究論文集，肯定朱子學在朝 鮮民族國家體制建立與個人、家庭、社會倫理方面的深刻影響，提出朱子學 要重新詮釋理解和現代化的目標。在學術研究上突出退溪學研究，由退溪學 研究院主辦國際退溪學學術研討會自1976年至1995年分別在漢城、東京、 中國臺灣、波士頓、漢堡、中國香港、北京、莫斯科等地舉辦了十四次，發 表了近千篇論文。這些學術會議和論文，促進了退溪學研究逐步走向世界， 亦提高了朱子學在國際上的地位。

（三）在越南的傳播

朱子學于十三世紀中葉傳入越南。陳太宗元豐三年（南宋寶祐元年，1253）詔諭天下儒生到國學院講習“四書”“六經”，向全國儒士介紹朱子 學。陳朝前期諸帝皆推崇、傳播和實行朱子學。陳太宗按照朱子學改造尚不 成規范的禮儀，更定刑律禮儀二十一條，要求皇子、百官子弟、士子到國學 院講習朱子學，仿效中國以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為科場程式和取士標準， 全面推廣科舉選官制，推動朱子學在越南傳播。這一做法，為以后歷代王朝 所沿襲。從陳明宗始，當地儒生迅速成長，其代表人物進入上層統治集團， 成為朝廷重臣。1358年陳裕宗封范師孟為人內行遣知樞密院事，越南歷史 上第一次出現執掌大權的朱子學者。朱子學者朱文安、黎文林、黎括、張漢 超傾畢生精力傳播朱子學。朱文安著《四書說約》以闡釋性命義理之學為 主，反映他繼承和發展了朱子思想，卒后被尊為一代“儒宗”，賜謚文貞， 祀于文廟。陳朝統治者用各種措施傳播朱子學，在越南出現了非朱子之書不 讀、非朱子之言不講的局面，為在越南牢固確立朱子學國家意識形態地位, 奠定了社會基礎。

胡朝雖限佛尊儒但卻貶低孔子攻擊宋儒。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朱 棣應越南之請擊潰胡氏政權，在越南設立交趾布政使司，廣辦學校，頒賜 《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等書籍供越南士子學習，朱子學得到 復興。1428年黎利建立黎朝，朱子學得到進一步發展。黎朝歷代帝王都尊 孔崇朱，選擇朱子學作為統治思想：依朱子思想制定通俗化的教化條例，并 用行政手段推向民間，以朱子學倫理道德來化民成俗。黎圣宗把朱子倫理道 德發揮成齊家治國的政治思想，把孝親敬老慈幼視為一種傳統美德，倡導忠 孝節義，規定父子、夫妻、婆媳、男女、師徒、鄉黨、軍民等各方面關系， 用儒家倫理確定家庭、鄉里乃至整個社會的等級尊卑關系，詔諭全國官軍民 等一律奉行，違者重治；依朱子《家禮》改革傳統婚戀方式，明文規定婚姻 禮儀，頒布《洪德法典》將婚姻禮儀、婦女權益、家庭社會倫理關系和人們 所應承擔的義務用法典規定下來，作為越南人的行為規范，規定把能否遵守 婚姻禮儀作為越南吏治和各級官吏升遷除授的一個重要條件，使越南的婚姻 制度從原始婚配走向“正統”；推行以朱子思想為內容的科舉選官制度，定 三年大比之例，將科舉考試制度化，定鄉試之法，改革會試，親自主持廷 試，使科舉制大發展，應試學子猛增。這些制度促使各級官吏熟練掌握朱子 學，極大地提高了朱子學的地位。科舉的興盛，對朱子學教育的特別重視, 使得朱子學書籍的需求量急速增多，史載：越南“士人嗜書，每重貿以購 焉”“使臣往來，常有文學之人，則往習學藝，遍買經傳諸書，并抄取禮儀 官制”，還翻刻儒家經典、朱子學書籍，黎太祖就下令刊印“四書”“五經”、《四書大全》等儒典，黎圣宗光順八年(1467)四月“頒‘五經'官版 于國子監”。光順、順德年間(1460—1497)是黎朝翻刻印刷的黃金時代, 朱子著作在越南廣為流傳，促進發展朱子學教育，培育了一大批朱子學大師。從越南現存儒學著作看，除《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外, 儒家書籍、朱子學著作有《四書章句集注》《通鑒綱目》《周易策文略集》 《易經大全節要演義》《性理節要》《性理略集》《朱子小學全書》《小學句讀》 《朱子小學略編》《朱子家政》等幾十種。此外，還用朱子注釋來翻譯、講 解、闡發儒家經典著作。如著名思想家黎貴惇的《四書約解》《書經衍義》 《易經層說》《春秋略論》《群書考辨》《中庸演歌》和《中庸講義》等三十余 種著作。黎貴惇還摘引和介紹朱子關于理氣的論述，并加以自己的理解，如 對朱子的“有是理便有是氣”，他則解為“理在氣之中，理因氣而有黎圣 宗命吳士連用朱子學為指導撰修國史《大越史記全書》十五卷，又親自創立“騷壇會”自任元帥，邀集二十八位廷臣常以詩文唱和酬答，并親撰《瓊苑 九歌》詩集，繁榮了越南史學、文學。這說明了朱子學在越南傳播和影響的 深廣。阮公沆詩“六經之外無他道”“學問同尊孔朱書”，是越南尊孔崇朱重 儒人們的共同心聲。

1802年阮朝建立。阮朝統治者也在治國中獨尊朱子學不動搖，阮朝前 期明確宣布：“唯儒一家，別無他教。”阮朝在全國各大城鎮建文廟，尊孔子 為“至圣先師”，朱子為十哲之一配祀文廟，歷代帝王每年春秋兩季親自參 加祭祀，儀式極為隆重，在全國上下掀起祭孔祭朱狂潮；重視對士人、太子 及諸皇子進行朱子學系統教育，歷代帝王也親自參加學習，從朱子學中尋求 治國之道；學校教學、政府文書、科舉考試一律采用漢字，不準使用或混同 喃字。嘉隆帝詔諭重印真德秀《大學衍義》，頒發全國各地，供國人學習； 頒布詔書冊文，要求全國各地重視社會教化，提倡朱子闡述的孝德和各種美 德。明命帝宣布：以孝治天下，對孝子孝孫、義夫節婦，按照優、平、次給 予獎勵，對各地孝子順孫賜給“孝行可風”“孝順可風”匾，予以褒揚；規 定越南兒童八歲上學，先讀《小學》、“四書"，后讀“五經”；詔諭將《小學 集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四書人物備要》《通鑒輯覽》等書大量刊 行，允許民間印刷銷售，使這些書籍流遍全國。明命十五年(1834),頒布 條訓十條：敦人倫、正心術、務本業、尚節儉、厚風俗、訓子弟、崇正學、 戒淫惡、慎法守、廣善行，用朱子學教化民俗。阮朝朱子學教育普及到當時 的越南全境。十九世紀初葉，朱子學再度昌盛，涌現出以朱子學為主旨的用 漢字書寫的文學、史學名著：《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大南實錄》《大南列傳》 《大南明命政要》及《嘉定通志》等。阮朝從嘉隆帝到嗣德年間，是越南朱 子學發展的鼎盛期。1884年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朱子學走向衰落。

法國的殖民統治，使儒學的獨尊地位喪失，但其作為越南民族文化重要 組成部分并未就此銷聲匿跡。越南愛國志士運用朱子學為武器，與法國殖民 者展開斗爭：用此時的越南拉丁化國語翻譯儒家經典“四書”“五經”；潘佩 珠特崇儒學，倡導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信條，有《孔學燈》、《易 學注解》等著作，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詳加注釋，譯成越語, 弘揚儒家精神，反抗法國的殖民統治。現代越南革命運動領袖胡志明認為孔 朱學說優點在于個人道德修養，要常借用其觀念，加以發揮，賦予革命的新 內容，他在革命戰爭時期提出要學習四項革命道德——勤、儉、嚴、正，用“忠于國，孝于民”的口號更新儒家忠、孝概念，指出革命者孝于人民，積 極參加祖國的解放戰爭，“不僅救了自己的父母，而且還救了別人的父母, 全國的父母”，革命者才是“最孝的人”。他還運用儒家“民本”思想來提醒 干部，注意認真解決出現的各種社會和經濟問題，以保證國家穩定和發展。

越南統一后，越南朱子學者進一步肯定儒學的貢獻。梁金定認為儒學不 只在中國是顯學，它的發展對東亞每一個國家都有貢獻，應為亞洲設一個“道場”，保持東方文化特性。阮才書《儒學價值觀與21世紀的越南新人》 說，儒家先圣、先賢強調的“道”，可為越南實現21世紀任務，提供有益借 鑒；儒家對“義”態度有超時代意義；儒家人格思想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和發 揚；儒家“禮”觀念仍有現實意義；儒家“常、“變”、“時”等方法論富含 辯證法，對今天人的思維和行動還是有價值。朱子學價值觀對21世紀越南 新人的形成會起到重要作用。

（四）在新加坡的傳播

朱子學于1819年新加坡開港之后傳入，由粵、閩等到新加坡謀生的華 人傳入。華人在新加坡開辦華文學校，在學校里開設“四書”“五經"課程,

以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為教本，教導學生“讀孔孟之書，究洛閩之奧",以“宏正道，憲章文武”“化固陋為文章，變鄙俗為風雅”，使“斯文蔚起, 人人知周孔之道”“荒陬遐域皆化為禮儀之邦”;興辦“會賢社”“中華孔 教會”等弘揚朱子學的中心場所，吸引當地儒生參加學習、討論、講演儒家 經典和朱子學活動；創辦《叻報》《星報》《星洲日報》等華文報刊，發表宣 傳朱子學文章，向華人灌輸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倫理道德觀念。朱子學在新 加坡植根發展。

維新變法失敗后，康有為、吳桐林、丘逢甲、王曉泠等維新派人士來到 新加坡，提出“以開民智而興文教”主張，幫助華僑興辦學堂，推動儒學運 動興起。新加坡士子邱菽園、林文慶、張克誠等受到鼓舞，積極配合康有為 等廢除私塾，設立學堂，于是養正、廣肇等學堂和應新、道南等學校先后建 立；邱菽園、林文慶、張克誠以傳播朱子學為己任，編出既含朱子學精義又 淺顯易懂的童蒙讀本《淺易千字文》《新出千字文》，寫出尊孔崇朱的《孔政 攝要篇》《孔教大綱》《儒家倫理基礎》《儒家孝道的成法》等，掀起“儒學復興運動”，擴大朱子學在新加坡的傳播和影響，為新加坡在獨立后推行“文化再升運動”奠定堅實基礎。

（五）在泰國的傳播

泰國以佛教為國教，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著名學者呼吁復興 儒學。華人領袖鄭午樓就說：“我們海外華人，在保持中華傳統中占有重要 地位。事實上，儒家思想早已通過歷史塑造出華人特有的心態和生活方式……我們必須在投身于一個工商社會以求生存發展的同時，努力保存并發揚 華人的道德理性，實踐東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爐的中庸之道。”泰國著名學 者鄭彝元出版專著《儒家思想導論》，以“四書五經”為依據，從教育、人 性、哲學、道德、倫理、宗教、價值觀等不同層面，提要鉤玄地論述儒家人 文思想的理論原則和實踐價值，尤其著力于探討朱子學與現代化的關系，著 重分析以朱子為代表的宋代新儒家的特點，指出“宋代儒學融合佛學，特別是朱子把經學和理學共冶于一爐，使儒學大放光芒”，深入剖析朱子的人性 論，主張復興儒學。鄭彝元對儒學尤其對朱子學分析深刻獨到有新意，在泰 國有重大影響，引起人們關注。朱子學被泰國人吸納融匯到泰國的文化中。 泰國人吸收朱子學價值觀有：中國人以儒學核心思想“仁”作為處世準則, 泰國人則接受之并融入佛教教義中以“與人為善"為行事根本；理學家倡導“天人合一”“自然法則”，泰國人則吸納之并化為佛理而相信“因果報應”; 儒家主張與人交往要“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泰國人則吸取之而 講“寬恕”；朱子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關系，在泰國則強調實行父一子 家長式統治，長幼有序、等級分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