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泉精舍是朱子創建的第一所書院，在建陽(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 崇泰里馬伏天湖之陽的寒泉塢。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子母親祝夫人逝 世。次年正月，由蔡元定擇地，朱子葬母于其處，并在墓側建精舍，名曰“寒泉”。在此守墓、讀書、著述和講學。寒泉塢距五夫有一百多里，往返路 途遙遠。朱子便又在距寒泉約五十里遠的廬峰之巔建了三間草堂，作為往返 兩地之時中途歇腳之用。此即云谷晦庵草堂，是朱子創建的第二所書院，在 建陽崇泰里云谷山廬峰之巔，建成于淳熙二年(1175)七月，榜曰“晦庵”。

這兩所書院的共同特點是規模小，設施簡陋，且均建在山野荒僻之處, 遠離市井的喧囂。正因其規模較小，加上此時為朱子考亭學派的萌芽期，故 此時從學的門人不多。方彥壽《朱熹寒泉精舍門人考》收錄這一時期從學 的門人二十二人，且從學時間先后不一，故平常日子大概只有二三人而已。“吾黨二三子，欲來從我游”，此為朱子《懷人》詩的首二句，可作為此時 從學門人尚未形成規模的一個旁證。

1. 論學與講學

由于門人不多，精舍講學地點狹窄，故像后期在考亭滄洲精舍那樣，升 堂講學的機會較少，而主要以論學為主。其主要表現為，在與其他學派的論 戰中，將對方、己方的學術觀點，論辯焦點、過程告訴門人，有時也讓門人 直接參加。這樣，既在論學過程中建立自己的理學體系，又在論學中提高了 門人的學術思想水平。

如門人楊方，是乾道六年(1170)從學于寒泉的門人。這一年，正好是 朱子對湖湘學派奠基人胡宏所著《知言》提出批評之時。其所撰《胡子知言 疑義》表面上看，是朱子與張栻、呂祖謙三人共同商討的結果，實際上，正 是朱子在與胡宏的傳人張栻等，通過反復論辯后，促使其逐漸轉向，并取得 一致認識后所形成的一篇著名的論文。其要點是，對《知言》提出的心以成 性、性心體用等觀點質疑，主張以心統性情或心主性情取代“心以成性” 說；不贊成心性體用說，認為以心為用不妥，用是情，不是心。性情構成體 用關系，而性心則不構成體用關系。此外，對《知言》的性無善惡，天理人 欲同體異用等論點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論學中，朱子把胡氏《知言》的 主要癥結告訴門人楊方，“《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 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在 《朱子語類》中，還有楊方錄朱子批評《知言》和湖湘學派的言論多條，內 容涉及論辯雙方的主要觀點。楊方之外，何鎬、馮允中、連嵩卿等一批邵武 弟子，也是此次論學的受益者。楊方錄有“何丞辨五峰‘理性’” 一條，就是當時問學所錄。門人范念德，因在外地為官，朱子亦將《知言》之辯寫信 告知：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小有往復。 文多未能錄寄，亦懼頗有摭掎前輩之嫌。大抵如“心以成性，相為體 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后 敬有所施"“先志于大，然后從事于小"，如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 及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由務以 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可以為戒。

論學的第二層含義是，在與同門弟子對相關問題的討論中，使其明辨是 非，從而引導他們在學術思想上回到理學陣營上來。

門人李伯諫，受佛學影響很深。朱子約同蔡元定，數次與其論辯禪學之 誤。如在給范念德的一封信中，朱子記述了這一過程：

伯諫前日過此，季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天命之謂性'，此句為實邪，為空邪？"渠以為實。熹云：“如此則作空見 者誤矣。且今欲窮實理，亦何賴于前日之空見哉?"又為季通指近事譬 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

朱子還就李伯諫沉溺禪學的一系列觀點一一作了批喻。在給李伯諫的一 封信中朱子就李氏的十六個錯誤觀點一一予以指正。與李伯諫相似，崇安 籍弟子吳楫亦為釋氏所累，分不清儒學與佛學的區別何在，朱子對此也作了 詳細的論述。他寫信給吳楫說：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 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卻生兩種之實。

他還寫詩告誡吳楫：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

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奉勸吳楫不要沉溺于禪學之中，從而干擾了儒家的學說，人生的樂趣應到孔 孟儒家經典中去找尋。

2. 隨分講論與因材施教

朱子在給方伯謨的一封信中說：“近嘗一至云谷，留十余日。朋友來集, 隨分有少講論。”此即“隨分講論”的由來。綜觀朱子在寒泉、云谷的講 學實踐，這種“隨分講論”主要是根據門人的不同情況，如年齡、閱歷、愛 好、專長等，分別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授以不同的課程或研究課題。因此，這 種，“隨分講論”亦可稱為因材施教。

如蔡元定家學淵源深厚，長于易學和樂律。朱子每與之探討這兩方面的 學術問題，所著《周易本義》《易學啟蒙》《周易參同契考異》，得蔡元定所 助尤多。

門人范念德，因在外做官，朱子除授以應“當官廉謹”“事上以禮，接 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等為宦之道外，還告誡其“益加窮理之 功”“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 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所論為從政之道與窮理致知、涵養體察 等認知、修養功夫緊密結合。朱子給弟子們的答疑諸書，內容則涉及《論 語》《詩經》《周易》等。

魏應仲是朱子學友魏掞之的長子，因其年少，故朱子對其學業要求與眾弟子不同，專門作了安排。勸誡其“宜自知力學”“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 日”，并根據少年兒童的特點，安排其課程為：

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 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大抵所讀經 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 須端莊正坐，如對圣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

魏應仲是朱子最早的少年弟子，后來隨著少年弟子的增多，朱子還曾刊 刻管子的《弟子職》一書，作為學規，并由此產生了分小學、大學兩個階段 的教育理論和思想。

根據朱子“隨分講論”的教學方法，后來有的學者如清儒朱彝尊在《經 義考》一書中，將朱門弟子劃分為各種不同的類型，諸如傳易弟子方仕繇、 林用中、連嵩卿；授禮弟子許升；授易、詩、禮弟子廖德明、劉爚等。

3. 批評時政與抨擊時弊

批評時政，抨擊時弊是孔子以來私家講學的一個傳統。朱子在講學中， 經常結合南宋社會的腐敗現象，與學生展開討論。

乾道四年（1168）,崇安發生嚴重災荒，朱子在積極參與當地的救荒賑 災中，深感官府的腐敗無能。他對門人林擇之說：“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 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后返。大率今時肉食者 漠然無意于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個端緒，何故汩沒得如此不見頭影？ 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他將不關心民瘼的官員直斥為“肉食者”，認為以民為本的儒家學說不明于世，天下事難有作為。在與門人 楊方的一次談話中，他在轉述范念德的一封來信時將這種思想表露得更為直 截明白：

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于有為，蓋通身是痛，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

官學腐敗、科舉誤人的現象也是朱子及其門人經常議論的一個話題。他 指斥“今科舉之弊極矣!”門人林擇之認為“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 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朱子同意這種看法, 說：“太學真個無益，于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可 罷。”朱子后來在白鹿洞書院講學，將科舉、官學之弊概括為“務記覽、 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

朱子與門人評議時政的內容還廣泛涉及君心、民心、官制、官德、治 道、兵事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多與其主張的理學思想和書院 教書育人的實踐密切相關。

4. 游學與吟詠性情

儒學祖師孔子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的經典名言。 故子路等三子言志，不為所許，而曾點之“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卻得到他 的贊許。朱子認為：“知者達于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于水，故樂水；仁者 安于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于山，故樂山。”山水之間寄托著先圣先賢的 哲學思考，當朱子把“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的思想與游山觀水結合在一 起的時候，旅游與講學也就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了。

朱子在寒泉精舍講學，附近風景最佳處有武夷山、百丈山和廬峰云谷等 地。乾道、淳熙間，朱子經常率門人在這幾處游學。如乾道六年（1170）,與建陽丘子服同游廬峰；淳熙二年（1175）七月率門人從五夫出發同登云 谷；淳熙五年（1178）七月與廖德明、劉淳叟、方仕繇、劉彥集等登天湖, 并與蔡元定等相約在云谷講學。朱子后來在武夷精舍、白鹿洞書院、滄洲精

舍等處講學，旅游與講學相結合這種形式始終不廢。

朱子攜門人游學，一是通過游學感受大自然的美景，陶冶性情；二是通 過登山臨水，相互唱和往來，感受大自然中蘊涵的哲理，讓世俗中沽名釣譽 的詞章之學一變而為師友門人相互唱和、增進同門之誼，及闡發其理學思想 的利器。如《草廬》一詩：

青山繞蓬廬，白云障幽戶。

卒歲聊自娛，時人莫留顧。

寥寥二十字，卻向門人闡發了這樣一條哲理：傳道衛統、闡發義理的事 業注定是寂寞和充滿艱難的，與沽名釣譽的“時人”無緣。

詩文之外，一些專著的寫作也與游學有關。如《西銘解義》一書，最初 的寫作起因，就與朱子率門人登云谷山有密切關系。他曾對門人說：

向要到云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 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 里。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后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

朱子與其門人在登山臨水的游學過程中，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對 張載在《西銘》中所提倡的“民胞物與”的思想有了某種深切的感悟和升 華，從而促使其開始寫作《西銘解義》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