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朱子生平影響最深，對其學術(shù)思想的形成影響最大的是武夷三先生和 延平李侗。若用一句話來分別概括他們對朱子的影響，則武夷三先生是朱子 除家學淵源之外，走上理學道路最早的引路人，也是朱子一度迷失儒學本 體，誤入禪途的始作俑者。而延平李侗先生則是助其撥亂反正，棄禪歸儒, 進而援佛入儒，最終成為理學集大成者的良師。

紹興十三年(1143)三月，朱松不幸病逝于建安環(huán)溪精舍。臨逝世前, 朱松寫信給五夫劉子羽，以家事相托。并命朱子前往五夫，從學于武夷三先 生，即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和屏山劉子翚。

劉子羽(1097—1146),字彥修，抗金名將。因反對議和而于紹興十二 年(1142)罷歸。五夫劉氏，乃當?shù)刂耐濉Ｅc建陽麻沙劉氏、建陽崇 泰里馬伏劉氏并稱“建州三劉”，均為漢高祖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的后裔。 唐乾寧三年(896)其祖劉翱、劉翔、劉豳兄弟由京兆萬年(今陜西省西安 市臨潼區(qū))入閩。翱居麻沙，號西族北派；豳居馬伏，號西族南派；翔居五 夫，號東族。到劉子羽時，仍不失為世代官宦，簪纓世族。后來朱子在五 夫為劉氏撰寫的對聯(lián)是“八閩上郡先賢地，千古忠良左相家”“兩漢帝王胄， 三劉文獻家”。朱松臨終托孤，命朱子母子投奔劉子羽，看中的就是劉家 在當?shù)氐恼蔚匚缓徒?jīng)濟實力。而劉子羽與朱松關(guān)系密切，在政治上是志同 道合的主戰(zhàn)派官員，又同受秦檜的迫害而先后罷官，早已惺惺相惜，故也愿 意幫助朱家母子。朱子《少傅劉公神道碑》記此事云：“熹之先人晚從公 (指劉子羽——編者注)游，疾病，寓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侄。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劉子羽不負亡友之重托，在崇安(今福 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里屏山之下、潭溪之濱為朱家母子建造新屋五間，家用 器具完備，供朱家母子使用，使朱子自此得以安心地從學于武夷三先生。這 幾間房屋，朱子后來將其命名為“紫陽樓”，后人或?qū)⑵浞Q為“朱子故宅”。 明人戴銑說：

崇安縣朱子故宅：在內(nèi)五夫里潭溪之上，屏山之對。初，韋齋疾 革，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韋齋歿，少傅為筑室里旁，朱子奉母夫人居 焉。后扁其廳事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識鄉(xiāng)關(guān)常在目也。 寢堂曰“韋齋"，皆以父意命名；別室曰“晦堂",曰“敬齋"，曰“義齋”。

戴銑所錄，原本于朱子《名堂室記》一文，大體是正確的，然亦有小 異。朱子此文略云：

紫陽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于郡學，因 往游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 章。……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敬以印章 所刻，榜其所居之廳事。……又取(即韋齋二字——編者注)而揭之于寢，以自鞭策。……晦堂者，燕居之所也。……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

由朱子此文可知，“韋齋"“晦堂"均為日常生活起居之所，“敬齋”“義齋”則是書房。

在五夫，朱子在生活上仰仗的是劉子羽的悉心安排和多方照顧，而在學 業(yè)上，則是遵其亡父遺囑受教于劉子翚、劉勉之和胡憲三位先生。其從學的 主要地點是在五夫劉氏家塾六經(jīng)堂，即后來被稱為“屏山書院"的地方。

劉氏家塾坐落于五夫里屏山之下。紹興二年(1132)八月，劉子翚辭去興化軍（治今福建省莆田市區(qū)）通判之職，以右宣教郎主管武夷山?jīng)_佑觀。在此奉祠家居期間，他將祖上留傳，在當?shù)剡h近聞名的劉氏家塾加以擴修, 延請友人劉勉之、胡憲等知名學者為塾師，廣招弟子。劉家子弟之外，遠近 異姓的俊秀子弟也來者不拒。因此，劉氏家塾在當時就是一所無書院之名而 有書院之實的私辦學校。紹興十三年（1143）,年方十四歲的朱子就在此從 學于武夷三先生。其時，與其同時從學的還有魏掞之、黃銖、歐陽光祖、劉琪、劉邛等。

劉子翚（1101-1147）,劉子羽之弟。長于《易》學，是著名學者、研 治《春秋》學的大家胡安國的高弟。少年朱子在劉氏家塾六經(jīng)堂中，受到了 比較全面和正規(guī)的教育，除了學習經(jīng)史、時文和詩賦之外，也學習二程、張 載等北宋理學家的著作。劉子翚《示六經(jīng)堂學者》，對從學諸生提出了嚴格 的要求：

汝心之休， 處此如游。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有?維經(jīng)與史。隱索周施, 于茲備矣。誦書瑯瑯，其神乃揚。雜慮橫心,圣言則忘。講書默默, 精義乃得。借聰于人，終焉必惑。視彼迅懇,若弗云來。今汝不勉, 則何有哉？時習之說，反身之樂。瞻忽茫茫，匪伊情度。

紹興十五年（1145）,朱子十六歲時，劉子翚為朱子取字“元晦”。劉師 自述表名之義為“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 表名之義。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nèi)腴”。其意為枝繁葉 茂的大樹生機盎然，是因為其有扎實的根基，默默地吸收一切有益的養(yǎng)料; 而要做一個內(nèi)心世界豐富，具有廣博學識和涵養(yǎng)的人，就要刻苦地學習和積 累，不斷地充實自身。自此之后，“元晦” 一字，成為朱子日后常用的表字。 中年以后，朱子以為“元為乾，四德之長，愧不足以稱是，遂易曰仲晦”,為了表示謙虛，把代表元、亨、利、貞四德之長和萬物之始的“元"字改為“仲”字，稱“仲晦”。后又由“字”擴展至“號”，自號晦庵，晚號晦翁。

紹興十七年(1147)十二月，劉子翚病卒。臨終之前，向朱子傳授了 “《易》為入德之門"，而“不遠復"三字符又為修身之要的重要學術(shù)觀點。 朱子在《屏山先生劉公墓表》中記云：

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 凈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后知吾 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于《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于是嘗作《復齋銘》 《圣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為言之，汝尚勉哉。" 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

在《易經(jīng)》中，復卦為上經(jīng)第二十四卦。其初九為“不遠復，無祗悔, 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對此，北宋理學家程頤的解釋 是：“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不遠而復者，君子 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而劉子翚則認為：

易固多術(shù)，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 盡其本，則用自應(yīng)。何謂本？復是已。嘗竊為之說曰：學《易》者，必 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 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為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為仁 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之 功至矣。

在如上引文中，程頤只是把復卦視為修身的方法之一，劉子翚則不僅將其作為修身的方法，而且提而升之，將其視為《易》學的根本，而其核心則 是“復性”，此復性即孔子所提倡而由顏子所身體力行的“克己復禮"。故劉子翚又進一步指出：

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始, 學《易》者當自復始。克己復禮，顏子之復也。……是知復之一義，為 聞道之要言，進德之捷徑。

劉子翚的“不遠復”三字符，以及《易》為入德之門的思想，對當時年 僅十八歲的青年朱子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他“頓首受教”，并將此三字符作為 修身之要而牢記于心。且在朱子后來探究《易經(jīng)》本原精微之意，綜合象數(shù) 和義理兩派思想時，成為其吸收的合理因素之一。

在學術(shù)思想上，對朱子影響最大的是劉子翚的“道統(tǒng)心傳說"。

在中國思想史上，最早論述儒學道統(tǒng)傳承的，是唐代的大儒韓愈。他在 《原道》一文中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傳統(tǒng)是儒家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是堯開其 端，后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王、武王和周公，文、武、周公傳 孔子，孔子則傳孟子。孟子死后，此道統(tǒng)中斷，不得其傳。韓愈此論，史稱“道統(tǒng)說”。而劉子翚在此說的基礎(chǔ)上加以繼承，并有進一步的發(fā)展。他的 《圣傳論》，是一篇以儒學融合佛、老之學，而論述理學道統(tǒng)心傳的獨具特色 的著述。他在韓愈從堯到孟子的九代傳承中，在孔子與孟子之間增入顏子、 曾子和子思，認為是十二圣賢道統(tǒng)相傳。他反對韓愈所說孟子之后道統(tǒng)不傳 的說法，提出了“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心傳”之說，并且認為《書 經(jīng)》中“惟精惟一”乃是道統(tǒng)心傳之“密旨”。

劉子翚的“道統(tǒng)心傳說”幾乎全盤為朱子所接受，并發(fā)展為“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的十六字心傳。朱子說：

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tǒng)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jīng)，則“允 執(zhí)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zhí)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

在朱子后來創(chuàng)建的書院中，所推行的崇祀先圣先賢活動，祀奉的對象從 孔、孟、顏、曾，一直到二程，實際上也是此道統(tǒng)論的立體展示。

在武夷三先生中，劉勉之對朱子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劉勉之(1091—1149),人稱白水先生。因赴詔聘用，不合而歸，朱子尊稱其為“劉聘君”。曾先后師承于劉安世、楊時和譙定。在學業(yè)上，他是朱子的啟蒙老 師之一；紹興十八年(1148),又將女兒嫁給朱子，二人又從原先的“撫教如子侄”的關(guān)系一變而為更為親密的翁婿關(guān)系。

北宋理學家張載的《西銘》，是一篇被程頤譽為“明理一而分殊，擴前 圣所未發(fā)”的著名論文。朱子后來曾撰《西銘解義》一書闡發(fā)這一思想。而 最早將此書傳授給朱子的老師，就是劉勉之。朱子說：“橫渠《西銘》實外 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祝辭，病翁劉先生 所作。”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子窮畢生精力撰著的一部理學經(jīng)典之作。其中 《論語集注》中釆錄劉勉之的三條材料，分別見于《雍也》《述而》和《鄉(xiāng) 黨》三篇中。考劉勉之對《論語》并無專著，故其材料來源，必為朱子早年 在屏山書堂從學之時所記錄的部分內(nèi)容。這三條材料分別是：

1.原文：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注文：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

2.原文：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注文：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

“五十”作“卒”。蓋“加” “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 似而誤分也。

3.原文：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注文：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 雅》。”

三條材料，前兩條為文字辨正，后一條為文字訓詁，均為對初學者課堂 傳授的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也是朱子早期求學時所得，故印象深刻，在編纂《論 語集注》時，特為錄入。且在其后數(shù)十年的反復修改中，所引劉勉之之說始 終予以保留，體現(xiàn)了他對啟蒙恩師的一份深情。

除了五夫劉氏家塾之外，朱子還曾從劉勉之問學于建陽蕭屯草堂。黃榦 《曾氏樂斯庵記》開篇即云：“建陽縣之東北有山曰竹原，草堂劉先生之隱 居，晦庵朱先生執(zhí)經(jīng)問道之所也。”按，劉勉之本劉氏建陽西族南派劉豳 九世孫，先居崇安五夫白水。此地有白水草堂，“亂后故山室廬荒頓，乃即 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jié)為草堂”。朱子因此得以從學于此。劉子翚也不時

前來訪友。劉子翚有詩云：

曉色陰晴久未分，亂山何處是蕭屯？

荒荒日轉(zhuǎn)漁樵路，靄靄煙生桑柘村。

勝地逢春聊駐馬，主人好客為開樽。

平生夢想歸田樂，正喜吾儕得踐言。

《謝致中瓜》有“顧我小詩偏發(fā)市，年年博得蕭屯瓜”之句。其地, 據(jù)清代道光《建陽縣志?古跡志》推測，“即今下考亭及璞石地方”，距考亭 書院約數(shù)里。

在武夷三先生中，朱子從師時間最長的是胡憲，前后近二十年。胡憲(1085-1162),字原仲，號籍溪，少從學于胡安國。朱子師從胡憲，其教學 地點除五夫劉氏家塾外，還有籍溪文定書堂，此書堂原為胡安國故居，后由 胡憲重建。明代嘉靖《建寧府志》載：“胡安國宅，在從籍里胡坊，舊名籍 溪。安國嘗以朝廷所賜金令從子原仲(即胡憲——編者注)因舊基重建，后人稱為‘文定書堂'。“實際上，在朱子從學之時，此宅即已名文定書堂。 朱子記云：“籍溪廳上大榜曰：‘文定書堂。'籍溪舊開藥店，‘胡居士熟藥正 鋪'并諸藥牌，猶存。”朱子對其評價是“胡籍溪人物好，沉靜謹嚴，只 是講學不透”。可能正是為了解決“講學不透”的缺憾，胡憲也想了一些 方法來彌補。其中方法之一，據(jù)朱子自述，就是“于功課余暇，以片紙書古 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于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作為湖湘學派的傳人，胡憲承續(xù)了胡安國的家學淵源，以《論語》為入 道之要。故其傳授給朱子的，便是帶有明顯的胡氏家學特點的《論語》學, 并由此成為朱子溝通湖湘學派的橋梁。朱子曾自述云：

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后得謝 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

熹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指謝良佐一編者注）之言以發(fā) 其趣。

謝良佐，字顯道，號上蔡，程門四先生之一。胡安國曾從其學，錄有所 授《論語》學的《謝子雅言》一書。胡憲曾將此家傳秘本傳授給朱子，此即 朱子在紹興二十九年（1159）所編《謝上蔡語錄》的底本之一，亦即朱子在 《謝上蔡語錄后序》中所言：

最后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于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 言》）。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 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lǐng)，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 朱子所編《謝上蔡語錄》，從選擇底本、校勘和內(nèi)容的刪定，都得到胡 憲的幫助和指導，最后由胡憲作跋而刊行于世。

胡憲本人也對《論語》學有較深的研究，曾著有專著《論語會義》一 書，輯錄了當時能夠搜集到的數(shù)十家《論語》之說。此書對朱子早年產(chǎn)生了 較大影響，將其視為學習《論語》的入門書。他認為“胡丈《會義》初本”“二先生說《論語》處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門人數(shù)家之說足 矣”。但同時他也對此書博而龐雜的缺點不甚滿意，認為該書“雜說甚多, 皆未須看，徒亂人耳”。朱子在隆興元年(1163)編纂的《論語要義》一 書，就是以胡憲的《論語會義》為藍本編輯而成的。此二書也是后來朱子輯 纂《論語集注》的材料來源之一。

朱子所師從的武夷三先生，都信奉禪學，這對青年朱子產(chǎn)生了極大影 響，以至一度曾師事崇安五夫的高僧道謙，進而“出入于釋老者十余年”。其起因，緣于紹興十四年(1144)某日，在劉子翚住所見到了道謙禪師。朱 子自述說：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 僧只相應(yīng)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 底禪。

武夷三先生中，劉子翚信奉天童正覺派禪宗；劉勉之、胡憲則信奉徑山 宗杲派禪宗。朱子隨劉勉之至建陽蕭屯草堂從學，此地竹原山有竹原庵，與 道謙同出宗杲門下的宗元禪師即為此庵住持。故此庵與道謙主持的五夫密庵 一樣，成了武夷三先生與道謙、宗元的談禪悟道之所，也是朱子出入佛老的 重要場所。據(jù)朱子《祭開善道謙禪師文》，朱子的佛學思想，最終師承于道 謙。且在紹興十六年(1146),為“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朱子曾到五夫 密庵三次向道謙學禪。該文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留，朝夕咨參"諸語，可證。

朱子此時的出入佛老，為其日后援佛入儒，即以佛教思想的長處來改造 儒學思想打下了基礎(chǔ)。也就是說，道謙禪學通過朱子的儒學化而融入宋明理 學，成為朱子理學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此乃后話，就當時年方十七八歲的 朱子來說，其當務(wù)之急則是驅(qū)末返本，棄禪歸儒，而此舉則與其師延平李侗 密切相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