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初起，木刻本印刷書籍開始刊行天下，但對社會上有眾多讀者群的一些書籍，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刻坊間并無一定標準。無論是讀者還是刻坊主都集體無意識，推行于市場的書籍無外是品相與價格。

木刻本印刷書籍的版權意識覺醒，根據可考的文字記述，應當始自北宋哲宗紹圣二年（1095）正月二十一日，《宋會要輯稿·刑法二》即有對盜版者處罰的記述。而無論是著者還是印坊主，其覺醒的時段應該更早。

版權意識產生的背景是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以及由此帶來的出版事業的興盛和圖書市場的繁榮。縱觀中國版權發展歷史，中國古代的版權意識濫觴于唐五代，發展于兩宋，成熟于明清。至于它的完善與最終上升為法律，則是近代的事情了。

當書籍有了版權意識的覺醒時，對人們精神層面的產物有了自覺的保護意識，是社會進步的顯著標志之一。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不僅著書立說，開門授徒，而且親力親為，南宋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建陽崇化（今書坊）一手創建同文書院刻印書籍，對自己的著作親自委付其季子朱在、女婿劉學古在坐鎮書坊，其門人蔡元定、蔡淵、林擇之也幫忙編、校、刻書籍，刊刻印行。同文書院的設立，其主要職能卻是在刊行理學方面的書籍。朱熹在同文書院曾刻過《禮書》《論語精義》《近思錄》《南軒集》《獻壽記》《資治通鑒綱目》幾十種理學方面的書籍。朱熹本人極為重視底本的選擇，每每刊刻之前，總需比較所要刊行的書籍各個不同版本，經綜合比較無誤后，再行確定。并請書者認真抄寫，校對后方才付梓。版片刻成之后，還要多次校勘，一經發現錯誤，即請刻工及時修改重印。

朱喜如此做的目的，不外有三。一是傳播理學思想：將其大半生致力研究的理學思想能通過書籍的傳播更行更遠，使天下學子心歸正源。二是謀生：朱熹晚年定居考亭，已可謂身無長物，連買下考亭那塊地都是借他人之力，而地上的幾間簡陋房屋，也是眾人相助。晚年的窮困，被迫“刊小板以自助”，并認定刻書賣書總好過做其他營生。三是保護版權：朱熹一生著述、校刊了大量著作，然而自身的著作，卻無償被其他印坊主刊行于世，且常被盜印。淳熙十五年（1188），他嘔心瀝血反復修改的《四書集注》在做決定性修改前被書商竊刊，他馬上寫信予以阻止，并掏錢買下書版銷毀。為了保證自己的著作特別是一些重要著作不被盜印，朱老夫子只有自己開設書堂刊刻書籍保證質量和占領市場。可見，朱熹這等先知先覺者，其意識總歸是先于他人的。

而早于朱熹創建同文書院的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建陽人祝穆在《方輿勝覽》中記載了祝太傅宅干人吳吉，奉命具狀申明轉運司出具榜文以保護刊刻書籍權益的經過和結果，成為已知的中國書籍版權保護的第一例。中國歷史上精神層面的意識保護，是對知識產權最早的宣言性保護舉措，具有里程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