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陽歷史上的書院由于不斷參與刻書事務，從而與建本刻書業構成密不可分、和諧共存的關系。

一方面，書院本身所施的教學教化職能，為當地文脈的延續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并輻射至城鄉的各處生根發芽，普惠大眾。因此，建陽才贏得“南閩闕里”之稱。在士子階層中，出現大量著書立說者，這些士子的著作通過刻印的書籍而廣播四方，這種因書籍的傳播而帶動的文化的傳播，其能量便呈幾何級地發揮出文化的最大效力。文化傳播的內化作用和對外影響，引領著當地文明和民眾文化索質的提升，成為建陽文脈綿長的根基。建陽乃至閩北也因此成為“家有法律、戶有藏書”的“彬彬然道義之鄉”。

另一方面、建陽刻書業至南宋朱熹時代，已呈現“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的盛況。建本刻書業的勃發，無論是最基礎的蒙物讀本，還是普通大眾的農書、歷書、醫書，都是提高本土人文教化的直接手段。

明清時期、儒學、書院、社學等文教機構興盛產生極大的市場需求。

有明一代，朝廷極其重視文教，明洪武年間，即下令各州、府、縣設儒學，官給學田。據明《八閩通志》載，當時建寧府有府學，建寧各縣均有縣學，此外各縣還有數目不等的書院、社學。如建安縣有屏山書院、建安書院，還有社學二所；甌寧縣也有社學二所；浦城縣有西山精舍及社學二所；松溪縣有湛盧書院及社學四所；崇安縣有屏山書院、武夷書院、文定書院等，另有社學四所；政和縣有星溪書院、云根書院；而作為南閩闕里的建陽縣擁有考亭書院、同文書院、云谷書院、鷹山書院、云莊書院、廬峰書院、鰲峰書院，還有社學三所。推及福建全省乃至全國，也是書院林立，學風鼎盛。

遍及全國各地的文教機構，為建陽書坊坊刻業帶來了巨大圖書市場。明代采用八股取士的辦法進行科考，“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大量文人士子窮極一生苦讀“四書五經”，希望能一鳴驚人，一些八股文類的輔導書籍也成為經久不衰的暢銷書籍，“八股文的出版，初處于南方，成化后杭州有人刊《京華日抄》一冊，大獲重利，福建效之”。

然而，想通過考取功名而光宗耀祖的路只能是獨木橋，大部分學子只能失意而歸。不過這些飽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本地文人，卻是書坊刻印業的難得人才。他們有的負責謄寫，有的負責校對，有的參與雕刻，有的負責插圖繪畫，還有不少人直接參與書籍的編纂，如小說、評話的編著等。一些刻書家本身就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如刻書家余象斗，原為邵武縣學儒生，因多次參加科考不第，轉而回鄉從事刻書業。余象斗不僅組織人員刻印大量小說話本等，還編著有《東游記》《南游記》《北游記》等書。熊大木、熊宗立、劉龍田等著名刻書家，也都受過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