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生活的那個年代，災(zāi)荒連年，加之戰(zhàn)事甚多，軍費開支龐大，百姓一旦受災(zāi)，朝廷難以顧及。朱子多次在發(fā)生災(zāi)害時出任地方官，救民于水火，解決百姓的憂患。

朱子的經(jīng)濟思想與政治思想息息相關(guān)，二者共通之處都是圍繞“恤民”展開的。他把恤民看成是國家要務(wù)，強調(diào)“天下國家之大務(wù)，莫大于恤民”。他認為：朝廷、監(jiān)司和州縣者不知百姓的苦樂，所以恤民之策難以落實。有鑒于此，他不僅在地方任職中努力踐行恤民之策，并且將此思想恪守一生。

淳熙七年（1180）夏，南康軍所屬的星子、都昌、建昌等縣普遭旱災(zāi)。從五月到七月滴雨未下，土地龜烈，禾苗枯焦。適逢朱子知南康軍，面對南康大旱，農(nóng)作物失收，農(nóng)民被迫離鄉(xiāng)，豪戶乘機強占土地。朱子采取了賑災(zāi)措施，一方面冒死進諫，極力向朝廷請求增加賑災(zāi)物資。一面請求減免南康（今江西省廬山市）軍所屬各縣賦稅。

他在《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quán)行倚閣夏稅錢席狀》等系列奏章中請求放免租稅和撥錢米賑濟。減配方面，他奉請朝延同意南康檢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萬七千余石：將淳熙（1178）以前州縣積欠的官物三千四百余貫并行除放，全部端免；將淳熙七年（1176）三等以下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quán)行待閣，候來年蠶麥成熟，再承新稅同交納。

淳照八年（1181），他又奏清除豁檢放苗米和未納畸零夏稅二項的經(jīng)總制錢九千二百余貫；蠲免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收趁不足的月樁錢六百二十余貫等。賑濟方面，朱子采用上向朝廷申請，下向富戶勸貸的辦法籌集賑糧。通過申請截留米綱充軍糧一萬三千九百多石；奏請得準暫借上供官錢二萬四千余貫，趁米價未漲之前，收糴米斛一萬一千多石；他還采用按出粟多少分等授官的辦法，勸諭上等富戶將米谷賑濟饑民，共得米一萬九千石，又得上戶二百多戶承認糶米七萬三千二百多石；還多方吸引收成較好州郡的客販米舡到南康白由出糶。通過這些辦法，及時緩解了災(zāi)情。對朱子而言，他在向上申請賑災(zāi)糧款，向下征收富戶捐款過程中，始終做到賬目清楚，公開張貼，決不貪一文一錢，中飽私囊。他的廉潔為公，兩袖清風(fēng)，深得上下級官員同僚的欽佩。

說到朱子施行荒政恤民隱，不得不提朱子在南康的重要民生工程——紫陽堤。

紫陽堤位于星子縣城南鄱陽湖畔，因前面與落星石相對，故又稱“南康星灣石堤”。此堤始建于北宋元佑年間（1086－1093），因年久失修，木柵欄難以抵擋風(fēng)雨的侵襲，石堤在歷年風(fēng)浪沖擊下，砌石損動，甚至許多石頭被人搬走，導(dǎo)致沙土填塞，石堤破敗，逐漸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淳熙七年九月，朱子接連兩次上疏給朝廷，請求撥給錢米，募工修筑沿江石堤。然而，朝廷并沒有按朱子所愿撥出錢糧。朱子便發(fā)動南康府民眾以及地方士紳贊助募月，籌錢百萬兩、米五百斛，用于維修堤壩。

與此同時，朱子把修筑石堤與賑濟災(zāi)民結(jié)合起來，以工代賑，既修筑了利民工程，又解決部分受災(zāi)饑民缺糧的問題，達到一舉兩得的目的。

紫陽堤修筑工程于淳熙七年動工，經(jīng)五個月完工，共用工一萬七千二百有余，在舊堤上增高三尺，益以土石，？疏浚澳中淤泥，澳外挺木以護，閘門制備堅固，義于閘內(nèi)設(shè)池引泉，以備干早。新修的大堤工程浩大，堪稱我國古代水利史上的偉大杰作，遠遠望去，宛若鄱陽湖畔的“長城”，抵御著風(fēng)浪和洪濤，構(gòu)成鄱陽湖的一道風(fēng)景線。后人為了紀念朱子的恩德，用他的別號“紫陽”命名石堤。

南康荒政在朱子殫精竭慮，無私奉獻的籌措下，取得圓滿成功，使南康渡過了重大災(zāi)荒，民心穩(wěn)定，成就了他“一代大儒”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