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4年問世以來，電報在西方國家的廣泛推廣與運用也引起旅美閩籍華人的重視。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從美國歸來的閩縣人林鍼撰寫出介紹旅美奇聞軼事的《西海紀游草》，書中對電報運行原理、機械構造及傳輸方法多有提及，是推介電報知識的早期華人。

為迅速掌握中國商品市場信息和政府對外政策，西方人希望在中國架設電報所需的電線。但清政府對電線架設持保守和反對態度，不但擔憂“外國洋人有私設銅線”的做法，而且飭令地方官員遇到“各國洋人有私行設立銅線并請開鐵路等事，即設法阻止”。然而，西方國家為追求電報帶來的現實利益，常常私下架設電線。清同治三年（1864年）福州海關稅司美理登借“福州港門屢有偷漏，亟應設法嚴行禁止”之由，要求架設從福州南臺河至羅星塔的電線，“以冀得信迅速，便于查辦”，但因沿線村民的激烈反對而作罷。同治十三年（1874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泛船浦教堂附近設立電報營業所，準備私自架設福州至廈門的陸路電線。面對西方在華架設電線的強勢要求，清政府決定改變過去對電報懷持的消極態度，主動將福廈陸路電線鋪設權收歸官辦。

促成清政府對電報技術態度轉變的關鍵因素是，洋務運動背景下越來越多的精英階層希望引進西方先進器物實現自強。同時，如沈葆楨等地方重臣也意識到電報之于軍事的重要性。1874年，日本以琉球漂流難民在臺灣被殺為借口，意圖侵犯臺灣。清政府派沈葆楨率海軍赴臺防御，沈氏到臺后深感電報技術的重要性。他在奏折中稱，“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

1875年7月，經過多番協商后達成協議：清政府向大北電報公司支付154500美元，大北電報公司則為清政府經營和管理電報線路，并教授中國學生電報技術。但電線開始鋪設后常常受到地方民眾的阻撓和破壞，進度受阻，每日薪資卻依舊要支付百余元給大北電報公司職工。為此，福建巡撫丁日昌提出購買電線器具、培養本土人才的方案，獲得批準后，福廈陸路電線鋪設與福州電報學堂開辦步入正軌。

1876年4月8日，福州電報學堂正式開辦，它是中國第一所培養電報人才的學堂。辦學地點設在福州南臺島泛船浦（舊稱“番船浦”）。由于福州電報學堂隸屬于福州馬尾船政局，故而不少學者誤以為電報學堂地點應在馬尾船政局附近。據清政府與大北電報公司簽訂的條款所載，電報學堂開設期間，大北電報公司教習可以在中國已經購買的電報總局樓上居住，“毋庸另租洋樓，其下即作學堂，所有學童住處，與及局內司事看更人等，由官自理”。可以知之，電報學堂設在南臺島的電報總局內。

1875年，大北電報公司與清政府達成另外協議載，清政府允許丹麥在“南臺新造電報館一所，于興化、泉州小館二所”并“該公司當為中國管電線寄信，并以電報法教習中國學生”。大臣文煜給軍機處的一封奏折中也稱，“在南臺番船浦兩線歸并處所，設立大電報局一所，約數月乃可竣工”。何璟在奏折里也提及學堂的辦學地點，“延請洋教習三人，內總管一人，幫教習二人，于南臺電報館內教習藝童”。

除檔案史料外，幾則關于電報學堂的新聞報刊史料亦足以輔證辦學地點。《萬國公報》載，“茲大丹國電報北公司與國家立約，以電線如何制造，如何用法教授中人，俾后來能自行創設，現招選藝童四十名在南臺恒日成行中業，已聞開館教授并賃舊華記花園為藝童房所”。可見電報學堂招募了40名電線藝童，在南臺進行學習與實踐，還租借花園作為藝童的學習與生活場所。另據《北華捷報》的記載，“學生們由一名軍官負責管理，要求學生嚴格遵守學堂紀律，住在政府購買的毗鄰電報局的房子里”。

綜上可知，福州電報學堂辦學地點應在南臺島的泛船浦，而非馬尾船政局附近，兩地相距約20公里。

福州電報學堂招生時，限定人數為40人，經過考試篩選后有32名學生符合要求。其中，28名會說英語，來自香港中央書院；4名會說法語，來自阿森納學校（Arsenal School）。學堂教員有3名來自大北電報公司，并由公司主管恒寧生（Jakob Henningsen）負責整個教學課程。

關于學堂的教學內容，學校分為兩個班級，一個班級負責培養電報工程師，另一個班級用于培訓電報辦事員和儀器制造員。學生要接受數學等方面的知識和開展電報實踐工作，目的是教會他們自主建設、運營和管理陸路電線。按計劃每六個月將進行考試，根據學生成績予以晉升和獎勵。為保證教學效果，清政府與大北電報公司簽訂協議時強調“教習既受中國薪水，務須竭力盡心教習”。西方教員在教學方法上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僅教授電氣、電信原理和操作方法，而且還教學生如何制造電線、電報等各種機器，甚至到電報總局實踐，親自動手操演，于實踐中加深對電報技術的理解與掌握。

清光緒二年（1876年），由于清政府與大北電報公司協議到期，“所有洋教習三員，自宜照約撤令回國，以節糜費”以及辦學經費不足之緣故，福州電報學堂被迫停辦。雖然福州電報學堂運營時間很短，但是卻開風氣之先，開啟培養電報人才的歷史先河，并為中國培養出一批早期的電報人才。有的學生畢業后送往英國、丹麥電報制造廠等地繼續深造，有的學生從事電報報打工作，有的派遣到臺灣參與當地的電報事業。

1877年，丁日昌在臺灣主持鋪設電線，考慮到臺灣島內南北路途遙遠，信息傳遞困難，丁氏將福州留存的陸路電線移至臺灣，由蘇汝灼、陳平國等福州電報學堂培養的學生負責。在鋪設電線過程中，他們盡量不雇傭外國人，遇到技術難題便通過翻譯西方電報資料來解決。蘇汝灼等人在臺灣架設的電線是中國人自主建立的首條電報線路，運行良好，受到閩臺外國人的贊譽。

1885年，清政府為加強對臺灣的管理，設立臺灣省，由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劉氏考慮到臺灣“孤懸海外，往來文報，屢阻風濤，每至匝月兼旬，不通音信”，便奏請清廷，要求鋪設臺灣海底電線，連接海峽兩岸。其中北線自滬尾至川石，采用“飛捷號”裝載所需的人員和物資，福州電報學堂畢業生也參與其中，受到劉銘傳的贊譽。

此外，福州電報學堂學生也參與福建電報的建設，修建質量與水平均不遜于西方。《申報》報道稱，“起先皆稱此事必須電線公司建置，今則知盡由華人承辦也”“稍明電學者視之”“實與歐洲人所制相”。

雖然收歸官辦后的福建電報事業發展步履蹣跚，福州電報學堂開辦一年后也被迫中止停辦，但其卻開了培養電報人才之先河，培養了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批優秀的電報人才。福州電報學堂在人才培養、辦學方式、教學理念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有益嘗試與探索，為此后中國各地的電報教育事業提供寶貴經驗。福州電報學堂培養出來的人才散落各地，為福建、臺灣等地的電報線路鋪設、電報教育事業等作出巨大貢獻。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