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的建本，行文舒朗，落落大方。建本在刻印過程中逐步創造出自己的做法，形成自己的特點：在字體上，宋建刻本因出版商或堂號要求，選聘相應的書工進行謄抄。字體多以柳體為宗，起落頓筆，結構方正，大多娟秀清麗，字畫嚴謹不茍，鋒棱峻峭，瘦勁有力。正文橫一樣粗細，勁媚豐潤。如余仁仲刻《禮記》《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等最具有典型性。也有采用顏體，因顏體豎劃相對更粗，筆劃太粗則容易暈器，因此書工會特意把豎劃抄寫稍細一些，印出的書稿不僅有顏體的美觀大氣，又能使版面清晰，便于觀覽。這一時期，建陽的刻坊中還有極少數的刻工，如余氏刻書世家中的書工余煥擅長用小篆體刻字。

元朝初期、建本字體版式還是基本沿用南宋舊習。元中期，建陽書坊主多效仿各地采用趙體，也有部分使用顏體，不過比南宋時建本字體更瘦/更圓勁。此外，建陽少數一些善于創新的書坊，也有用行書上版，寫刻精雅，別具一格：至元六年劉氏日新堂刻印虞集《伯生詩續編》、元末建陽刻印《朝野新聲太平樂府》等。在元代，建陽還出現了草書版的書籍，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元代建本開始采用簡體字或俗字，尤其在類書、小說等題材的刻本中最為常見。《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甚至出現了假借同音字的現象，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復雜的字，如“諸葛”作“朱葛”，“益州”作“一州”等。

明代是建陽刻書極盛時期，刻本字體隨著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明初起，建陽的建本刻坊依舊沿用元代的柳體及部分顏體，也有部分刻坊模仿宋代的柳體。字體或秀逸嫵媚，或瘦朗圓勁。隨著時間的推移。字體逐漸變得棱角分明而顯生硬。到了嘉靖時期，建本的圖書受浙本的影響，多改向為用偏歐體的字體，版式越發整齊而且顯出相應的規范版式。到了隆慶朝時，頁面的字體更加方板整齊，部分書籍使用小篆寫的古體字。此時，建本圖書中原本大量使用的顏體字基本消失，字體漸次趨于點劃生硬、撇捺較長的字體。到了萬歷朝時，頁面的字體更加方板，橫平豎直，越發呈現長方形，被稱為“方體字”，被后世公認的印刷用的宋體字，這時基本定型。天啟時，建本的印刷字體又呈現出一種新方體字，變得更長了，稱為長宋體。待到明末萬歷時，還出現了一種寫刻本（所謂寫刻是區別于印刷專用的方體字，采用趙體字，但不像明初本那么豐腴剛健，而是瘦削流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