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雕版印刷術肇始于隋唐時期，至唐中期已趨于成熟。唐末五代，中原時局板蕩，大批望族開始舉族南遷入閩。中原望族的入閩所帶來先進農耕技術的同時，也帶來了優秀的傳統文化，儒學、佛教、道教等在閩地都得到較好的承襲，其中作為宗教快速復制與傳播之技術——雕版印刷，也在閩北快速發芽開花。

隨著宋代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文學、史學、哲學及科技等都全方位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兩宋時期，閩地相對穩定安全，農耕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地方文教事業逐步興盛，尤其是當時朝廷倡導以文治國的理念，在科舉上偏重于以文取士，各階層的士子為了求取功名而皓首窮經，對儒家學說傾心專注，大興詩書研讀之風，由此帶動建陽印刷業的發展。

宋洪邁在《容齋四筆》中記載:“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朱熹亦言:“閩地反居天下中。”斯時，閩北一帶，書院林立，講帷相望。以朱熹為首的理學門徒及故友先后在建陽創辦了寒泉、云谷、西山、武夷、滄州、云莊等精舍(書院)十幾所。似這等名師所創之書院，引得四方學子不遠千里負笈求學。本土書坊所刊行的書籍成了精舍(書院)最好的教學用書。同時，一大批理學人物足建陽著書立說，為麻沙、書坊兩地坊間印刷提供了充足的稿本。因此，彼時的建本，經、子二部之書尤多，而且印工精美，朱熹本人不僅在童游、考亭等處建藏書樓、經史閣廣藏書籍，還在崇化書林建書樓收藏書版，并自行刊刻印刷書籍，對書坊刻書業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彼時，文化繁榮，書院漸次建立。另外，佛教興起，帶來寺廟的興盛。需要大量的儒學、佛學書籍以供所需，這些奠定了建陽雕版印刷業起步發展的厚實基礎。

提起建陽刻書世家，首推余氏和劉氏。據余氏族譜記載，余氏自唐末即由陜西萬年縣遷居崇化書林，劉氏翱、翔、豳三兄弟在唐末時由揚州衣冠入閩，號為“三劉”，其中劉翱這一支定居麻沙。余氏、劉氏族下多人操刀刻書，并由此帶動親屬、鄰居以刀鋤筆耕為業。在中原經過五代十國的動亂而使雕版印刷趨于蕭條時，居閩地者卻獨享數代太平，社會經濟發展迅速，人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四疇膏沃，無兇年之憂”(《桑史·地理志》)。農業豐順，其他各業如鑄造業、手工業、商業等也蒸蒸日上，尤其是與雕版印刷密切相關的造紙業更為發達，而使雕版印刷業得到長足發展。

北宋時，朝廷推行對外開埠，商貿活動十分活躍，商人足跡遠至日本、朝鮮和阿拉伯一帶，建本書籍與建茶、建盞等大批銷往海內外。江南經濟的不斷發展，又進一步促進建陽刻書業的興盛。

建陽地處閩北腹地，在莽莽蒼蒼的林海間所生長的竹木資源，成為造紙、刻板、制墨材料的重要產地。福建造紙以竹為主要原料，地處閩北建陽，造紙原料如麻竹、綿竹、苦竹等資源十分豐富。兩宋時期，建陽的雕版印刷業所需的書紙“建陽扣”生產工藝已非常成熟，當時建安余氏勤有堂不僅刻書而且造紙，所造“建陽扣”均有印上“勤有”二字，除滿足本書坊印刷用外，還對外銷售。雕版用的野梨樹、水冬瓜、南酸棗等樹木原料隨處可尋，為滿足制作雕版需求，當地還在山腳、河邊、房前屋后等地方大量種植梨樹。建陽屬南方丘陵地帶，山上盛產馬尾松，大量的松樹為燒制松煙墨提供了良好的原料。如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為建陽麻沙、書坊兩地刻書業提供優越的物質條件。

建陽是福建通往中原的交通走廊，自閩地北上商路驛道，大凡須經建陽。北上出閩古道有四：自邵武、光澤過杉關經江西通中原的驛路；自崇安(今武夷山市)經分水關至江西通蘇杭的商路；自浦城越仙霞關進入浙地；自建陽經唐石里過桐木關進入江西。此外，可沿建溪南下入閩江達刺桐(泉州)而通海外。水陸交通運輸的便利，促進頻繁往來的客商。圖書銷售，暢通便捷。“版本圖書，上自六經，下及訓傳，行四方者，無遠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