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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28日，“考亭論壇——建本文化分論壇暨第三屆建本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建陽考亭書院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以“建本——朱子理學思想走向世界的重要媒介”為主題，通過專家學者的主旨演講、交流討論，旨在打響朱子文化、建本文化高端論壇品牌，致力于建成朱子文化、建本文化研究傳承的全國高地。  北京大學現代出版研究所研究員張積表示：“在燦爛的中國印刷出版史上，建陽先賢以建本為核心，創造了令人驚嘆的文化奇跡，形成‘建陽現象’”。“建陽現象”所包蘊的豐富文化內涵，可以用六個“最”字來概括： 一、古代建陽的坊刻與私刻群，是最大的。建陽的印刷出版業，有官刻、坊刻和私刻，尤以坊刻與私刻最為著名。坊刻首推余氏，起于五代，著稱于宋元明諸朝。之外，劉氏、蔡氏、黃氏、虞氏，也是建陽由宋迄明的刻書望族。據方彥壽先生研究，宋代建陽坊刻可考者有29家，私刻有22家。如此龐大而歷久的刻書群體，國內罕見其匹，實由建陽所獨有。 二、建本編輯加工方式的創新，是最多的。建陽書坊普遍由專人開展圖書編輯加工活動，對圖書內容進行選擇、編排、闡述、發揮，對字句進行注釋、注音，對版面進行排列、配圖，對字體、紙張進行選擇等等。 建本的編輯加工方式多有開風氣的創新之舉：如開發節鈔本，其優點是省工費，用時短，售價廉，閱讀便。編輯儒家經典的經、注、疏合刻本，如劉叔剛刊刻的《禮記經注疏釋文》合刻本；編輯史著本文與多種注釋的合刻本，像建陽黃善夫刻《史記三家注》，將南朝劉宋、裴骃的《史家集解》、唐代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和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三書，匯刻于一編。黃善夫刊刻的《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則是蘇東坡詩諸多注釋的匯刻本。刊印圖文并茂的圖畫書，也是建本的一大特色，如余氏推出的《列女傳》、虞氏刻印的《全像平話五種》，都是典型。 三、建本的覆蓋面，是最廣的。宋代建陽所形成的圖書出版重點，一是科舉用書，二是士、農、工、商的普通閱讀用書。科舉用書，實際也包涵了各級官學教育的用書。凡學校的學生，致身于科舉之業的士子，在朝的官員與在野的士紳，都會成為建本的讀者。 士、農、工、商所閱讀的民間日用讀物，如歷書、字書、韻書、相書、卦書、醫方、傳奇、話本、平話、戲文等，都是建陽擅長出版，亦為民間所喜聞樂見的讀物。 建陽也首創了滿足老百姓居家生活所需的大型類書，如宋元流行的《居家必用》《事林廣記》《水天一覽》等，最為著名。論讀者面與行銷地域，覆蓋最廣的，首推建本。 四、建本行銷的足跡，是最遠的。建陽處于閩浙、閩贛交通要道的位置，其水道可以通往泉州，遠達海外。交通條件頗為便利，為建本遠途銷售造就了優越條件。通過本地書商與外地客商，建本源源不斷地銷往全國各地。借助海路，建本更是遠銷至東南亞、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 朱熹說：“建陽麻沙板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此為寫實之詞，而非夸誕之言。 五、建本的營銷手段，是最有聲勢的。建本運用廣告手段所進行的營銷活動，聲勢浩大，極具風采，且蘊含著顯著的現代性。 建本廣告有：店頭廣告、書目廣告、書名廣告和牌記廣告。店頭廣告。指作坊張掛的廣告。外地客商前來批銷建本，各堂號為介紹本店圖書，少不了要制作這樣的廣告，以方便其選購。 書目廣告，即羅列本店刊印的圖書的書名，張掛于店頭或者刻于書中的廣告。 書名廣告，指充分利用書名來宣傳一部圖書的賣點，如注釋、插圖、善本及名家所編者諸項優點的廣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纂圖重言重意互助點校毛詩》《纂圖附釋音重言重音互注周禮鄭注》等，就是書名廣告的典型。 牌記，由戰國“物勒工名”的傳統逐漸演變而來，宋代成為刻本必不可少的部分，尤以建陽坊刻與私刻最為重視。 牌記廣告，即利用牌記文字對一部圖書的賣點進行說明、夸耀的廣告。例如，宋刻《后漢書》牌記廣告云：時嘉定戊辰季春既望，刊于一經堂。將諸本校證，并無一字訛舛。建安蔡琪純父謹咨。 六、建陽出版事業持續繁榮的時間，是最長的。建陽的出版事業興起于五代，奠基、發達于宋元，鼎盛于明朝，衰亡于清朝，歷時千年。 建陽一個區域性的印刷出版事業，歷經千載，持續繁榮，屢創輝煌，此現象為我國所僅見。 對于中國文化的積累、傳播和弘揚，其價值之巨大，影響之深遠。 建陽出版業千年發展史，關鍵在兩宋：出版的主題種類、圖書編輯加工的方式、圖書版式、字體風格與圖書營銷的方式等，都確立于兩宋，并臻于成熟之境。這與宋代大環境密不可分。北宋確立并完成了削奪武人權力、倚重文人力量的政治轉型。因此，必然需要培養大量讀書人，并需要以科舉制度選拔各級官員。 宋真宗寫的《勸學詩》， 旨在勸誘社會上的人們勤勉讀書：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宋真宗提倡，風行草偃，宋代第一次掀起了中國人以科舉為目標的讀書熱潮。 上述六個“最”字所表現的“建陽現象”，值得今人思考的重要問題是： 建陽先賢為什么能夠放眼天下，把建陽打造成名聞海內外的“圖書之府”？ 建陽的坊刻與私刻為什么能夠世代綿延，長盛不衰？ 建本文化為什么能夠澤被古今，與日俱新？ 答案：惟在“創新”二字。 創新，是圖書市場對圖書生產者的基本要求。 它要求生產者貼近市場，充分生產市場所需要的和有市場號召力的圖書品種。如節鈔本，就是建陽書坊根據圖書市場的需要而新開發的適銷對路的圖書品種。 創新，是圖書消費者對圖書產品的基本要求。 它要求生產者提供價格低廉的圖書，提供對科考有實際用處的圖書，提供便于閱讀、理解、記憶的圖書。 建陽書坊創造性地推出了經、注、疏合刻本，史籍本文與注文合刻本，詩文集的匯注本，提煉經書、子書重點內容的“重言重意”本，以及上圖下文、圖文并茂的圖文本，就是滿足讀者此類需要的重要嘗試。 建陽出版業有著700多年的興盛史，建陽出版先賢及時把握了時代脈搏，以創新精神、創新觀念和創新手段，勇于投身激烈的市場競爭洪流中，創造性地推出了價格實惠，便于閱讀、理解、記憶的圖書品種，照亮了建陽書坊印刷出版業的繁榮之路。今天，思考建本文化和“建陽現象”的內涵，特別是揭示它的創新價值，對于當代出版事業乃至文化教育事業，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與啟示。（江蘇閩 整理） |
